关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一分为三”看法治/刘江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1:07:56 浏览:8103
来源:法律资料网
关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一分为三”看法治
刘江(中国刑事警察学院04级侦查学研究生 110035)
摘 要 从哲学“一分为三”的角度去认识、思考和理解法治问题，系统论述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中外与中西法律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去构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
关键词 一分为三 法治 法律文化
在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思考当中，似乎有一种比较普遍的、固定化的思维倾向，这种思维倾向或者思维定势，就是“一分为二”。这种思维倾向在理论上体现为对法治有意无意朴素的辨证认识。这是其积极的方面。由这种思维倾向所制约，我国法学者对法治问题的观察与思考所展现的单一视角与单向维度，便不能不表现为既与我国的法治理想相疏离又与我国法治的现实相脱节，其真实的价值与意义也就不能不存疑。[1]从如实而全面地准确认识法治及其在中国的实践的角度而言，我本人更倾向于从多维视角来认识事物本身的思维路径，因此，这实际上是对法治的还原。这就要求我们在认识、思考和理解法治问题时，采取一种新的思维态度或立场，这就是“一分为三”。
“一分为三”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最普遍的规律。哲学家们是这样认识的：事物普遍是一分为三的。一分为三之“一”，为一个事物的整体；“三”为一个事物所包含的三个方面。“一”具有广泛的包容性、严格的规定性、严谨的结构性和相对的稳定性。“三”个方面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2]根据这一理论，现代中国法治建设应该是由三个部分整合构成的：一是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扬弃，特别是对儒家伦理的批判、继承和发展；二是概括和总结中国法治发展的历史进程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三是汲取世界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具体来说，就是正确处理好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律文化，中外与中西法律文化，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法治建设模式。
关于传统法律文化、现代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近年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去探讨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问题，日渐增多，充分体现了其时代特色的话语霸权。正如台湾社会学家林端先生语：“把法律与传统文化作联想的尝试，也许是一种进步，起码法律被置诸一个纵向的时间之流（传统与现代）以及横向的社会处境作检视，而不只是把它当成国家制定的一连串规范合成的体系而已。”[3]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所以，现在我们必然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往往这种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对法治的推行的影响远远大于外来法律思想的影响。悠久的历史产生了深厚的传统，而传统则塑造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人的理性思维、道德判断、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都是植根于他们所身处的文化传统的，似乎不存在着任何超越和独立于传统的关于理性和道德的绝对的、客观的标准。没有了传统或者脱离了传统，我们便没有可能进行思考和对事物赋予意义。[4]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5]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的负面影响有三点：一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二是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三是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当然任何事物都是几方面的，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中国现代法治建设也有积极的影响，古代几次盛世局面的出现所体现的共同特征就是：重法、守法，上自皇帝下至百官百民，自觉或不自觉地服从于封建法律，不徇私枉法，不枉杀臣民，不僭越法律。[6]深入法制历史，分析法制现象，从封建法制中我们可以发现许多法治经验和规律，不失为今天法治建设的有益借鉴。以法律约束权力是维系法制的根本，古代如此，现代也如此。
关于中外法律文化、中西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中国法律文化要怎样去面对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呢？中国法律文化是不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的碰撞、冲击下会一败涂地或者说被西方法律文化所消灭所吞噬呢？抑或是在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的面前夜郎自大，自以为西方法律文化等外部法律文化不屑一顾呢？两者都是片面的都应该否定的。这就涉及到了本土资源和外来资源的关系问题。构建中国法治模式的立足点究竟是本土呢，还是外来？这就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认同深深的根植于种族历史，因此，以全球大众文化的样式来取代民族文化和民族（国家）认同大概是不可能的。[7]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不得不思考法律移植带来的弊端。在我们移植西方具体法律规范的同时，出现了法治建设进程中的水土不服。西方国家的法治模式只是一种相对的善，它同市场经济一样，除了积极作用以外，还存在自身不可消除的缺憾和不足。所以，中国法治模式要能够与中国社会相融合，它的立足点从空间上看，只能是中国本土。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相融会。但其视野固然离不开对世界各国法治模式的分析判断，从当代一些法治国家中寻求可供我们借鉴、吸收的成功经验。[8]
当然，我们并不是认为法治建设应该保守，相反更应该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思考，“人愈能引进不同的声调，就愈能使歌声听来美妙。”[9]事实上，任何文化的发展都是紧跟社会发展的，都具有社会选择因素，而不仅仅是自身的选择。这使得这种发展必定具有历史的沉淀和各种文化融合的痕迹，在现代信息发达的条件下，这种痕迹就变得越清晰，成了发展本身主要的脉络。[10]因此，在这一发展过程中，我们没有理由也不可能排除西方法治的先进思想和文化，而应在文化的强弱，优劣对比中，作出谁主谁次的明智选择。
关于主流法律文化、非主流法律文化与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思考
主流文化是在文化发展中居于主导地位，发挥主导作用的文化。主流与非主流表现出两种模式：共存型和冲突性。当主流的地位确立后，非主流的文化的地位依然取得存在的合法性时，导致多元文化共存的格局，在政治上称为“民主”；当主流的地位确立后，非主流的文化思想很难获得合法性，要么就退居边缘，以一种隐秘的方式存在，在政治上称为“专制”，在文化上称为“一元化”。[11]当然法律文化也是如此。我们在现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应当正确处理好三个关系：法治指导思想的一元化与法律文化形态多样性的关系；中国传统主流文化与多种民族支流文化的关系；儒家伦理与有特色的中华文化的关系。
总之，法治社会的建立绝不仅限于其物质层面的制度建设，绝不仅限于其技术性“硬件”系统的完备周详。法治社会的有效建立，最为基础、也最为关键的，乃是作为其基础以支撑整个法治大厦的精神层面的意识与观念的确立，是作为其内在灵魂的“软件”系统的开发。[12]在我看来，我们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认识和对待法治问题，都有必要从多个角度一分为三的进行思考。
参考文献：
[1]姚建宗 法治的多重视界 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w/
[2]周德义 我在何方-一分为三论 湖南人民出版社 2002年12月第一版
[3]林端 儒家伦理与法律文化-社会学观点的探索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4]陈弘毅 法治、启蒙与现代法的精神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5]姬晓红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法律图书馆http://www.law-lib.com/lw/
[6]朱晓燕 中国古代的法治思想及其对后世的影响http://www.law-lib.com/lw/
[7][英]戴维赫尔德 民主与全球秩序-从现代国家到世界主义治理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 第130页
[8]卓泽渊 法理学 法律出版社 2002年版 第476页
[9][德]拉德布鲁赫 法学导论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年版 第15页
[10]陈颖辉 新论本土资源与“西体中用”的法治建构模式http://www.law-lib.com/lw/
[11]里赞 法律思想研究讲义(四川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课程讲义） 第二部分 法文化
[12]佚名 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97.02
江门市区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政府
印发江门市区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管理试行办法的通知 江府办［2004］113号
蓬江、江海、新会区人民政府，市直有关单位：
《江门市区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管理试行办法》已经市政府十二届十三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江门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四年九月二十二日
江门市区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管理试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我市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的管理，保证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根据《江门市整合路桥收费站实施方案》和市政府《印发江门市区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票制试行办法的通知》（江府［2004］44号）精神以及《会计法》的有关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资金的筹集
第二条 整合路桥收费站补偿资金（以下简称“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有：
（一）市区机动车辆路桥通行费（年费）［以下简称“通行费（年费）”］收入；
（二）每年由市本级和各区政府统筹的补贴资金收入。
第三条 通行费（年费）的征收管理工作由市路桥收费管理中心（以下简称“管理中心”）负责，具体的征收工作由管理中心委托市公路养路费征稽机构或基层运政机构办理。
第四条 通行费（年费）收入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第五条 管理中心应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开设通行费（年费）收入
汇缴专户（以下简称“汇缴专户”），并报市财政局备案。该帐户除办理通行费（年费）收入划缴财政专户支出外，不得发生其他业务支出。
第六条 各收费单位必须将每天收到的通行费（年费）收入全额缴入管理中心开设的汇缴专
户。管理中心必须于每月5日、15日、25日（遇假日顺延）将截止到当日止汇缴专户全部的通行费（年费）收入缴入市财政专户。任何单位不得隐瞒、截留、坐支、挪用、扣压通行费（年费）收入。
第七条 补贴资金除市本级筹集的部分外，余下部分按蓬江、江海、新会三区上年度可支配财力比例分配，每年由市政府下达具体任务数，由各区政府负责筹集。
第八条 每年由市本级和各区政府负责筹集的补贴资金，实行分季上划，每个季度第一个月上旬上划全年应筹集补贴资金预算额的1/4，款项缴入市财政专户。
第九条 各区政府和有关单位应及时上划补贴资金，因划款不及时而引起的经济损失，由划款不及时的单位承担。
第十条 市财政局定期向市政府汇报各区政府和有关单位负责筹集的补贴资金的收缴情况。如资金不能及时到位，应提请市政府发出催款通知书催缴。
第三章 资金的使用管理
第十一条 管理中心须每年编制年度补偿资金收支计划及人员、公用经费等费用支出计划，报市政府审批后执行。
第十二条 管理中心必须按国家有关规定，在国有或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分别开设补偿资金专户和经费存款帐户，并报市财政局备案。
补偿资金专户除办理支付各收费项目公司或项目主管单位的补偿资金支出外，不得发生其他支出业务。
第十三条 市财政局应根据收支计划，于每月头5个工作日内，将上月收取的通行费（年费）收入和财政补贴资金收入划给管理中心，经费划入其经费存款帐户，其余划入补偿资金专户。
第十四条 管理中心采取按月支付的方式，于每月月终后10个工作日内，按支出计划，从补偿资金专户中支付给各收费项目公司或项目主管单位。
第十五条 管理中心从征收的通行费（年费）收入中计提1.5%作经费，统筹用于安排管理中心人员、公用经费等费用支出以及对代征单位的经费补贴支出。
第四章 票据管理
第十六条 征收通行费（年费）统一使用省财政厅印制的车辆通行费（年费）专用票据。票据由管理中心到市财政部门领购。
第十七条 通行费（年费）专用票据的购领、使用、保存和核销要严格按照《广东省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和罚没财政票据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五章 资金的监督
第十八条 市交通、财政、计划、物价、审计、监察等部门要认真履行各自的职责，对通行
费（年费）的收缴、补偿资金的拨付实行监督。市交通局要加强和完善有关制度，严肃查处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加强对管理中心的日常监督。
第六章 报告制度
第十九条 管理中心要每月向市交通局、财政局报送财务报表，每半年向市审计局报送财务报表。
第二十条 管理中心年终后要向交通、财政、发改、物价、审计、监察等部门报告通行费的收缴、补偿专项资金的拨付情况和经费的收支情况。
第二十一条 市交通局年终后要将管理中心通行费（年费）的征收、补偿专项资金的拨付情况向市政府专题报告，同时抄送各区政府，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自首制度是我国刑法中一项重要的量刑制度， 是惩罚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具体化、法律化。自首分为一般自首和特别自首。关于自首的认定问题,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容易产生分歧，本文从几个案例着手，尝试厘清自首制度。
一、案例的引出
我国刑法第67条明确规定了自首制度的构成条件、处罚原则。正确地适用自首制度,对于鼓励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及时侦破和审理案件,以达到预防和打击犯罪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由于涉及自首认定的案件纷繁复杂，司法实践对自首的认定分歧在所难免，为此本文将从四起案件谈起从而对自首的认定进行几点思考：
案例一：2009年5月23日，被害人陆某的妻子发现陆某失踪后，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确认赖大光有重大作案嫌疑。同月26日，公安机关电话通知赖大光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赖大光到达公安机关后，公安人员经对赖大光驾驶的轿车后备箱进行检查，发现有残留血迹，即对赖大光进行讯问，赖大光随即供述了杀害陆某的犯罪事实。
案例二：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被告人余某某以与他人合作经营为名，采取编造虚假合作项目等方法，共骗取他人人民币80余万元。2010年1月22日上午，公安人员找到余某某的母亲江某询问相关情况，江某向侦查人员反映：余某某可能住在邻县表哥家中；侦查人员经过侦查，于当天下午3时许将被告人余某某抓获。余某某被抓获时未作任何反抗，归案后能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实。
案例三：2009年10月23日，被告人梁某在自己经营的食品店内将店员韩某杀死后将尸体埋藏在菜地。案发后，公安机关根据掌握的情况到被告人梁某家调查，从洗衣机中查获了带血迹的短袖衬衣。公安人员据此对被告人梁某进行传唤，梁某面对短袖衬衣即供认了其作案的经过。
案例四：被告人盛某某因有抢劫嫌疑被通知到公安机关接受询问，但其不交代其犯罪行为。在调查中，警方发现盛某某另有赌博的违法行为，即对其处以行政拘留七天的处罚。在此期间，被告人盛某某以自首书的形式向警方如实交待了抢劫罪的犯罪事实。
对上述案例中四被告人的认罪供述行为构成自首还是坦白，存在着不同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案例中四被告人的供述行为，是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以后的供述，且其交代的达到立案标准的犯罪事实，与司法机关原掌握其违法行为涉嫌罪名相同，因此不能构成刑法第67 条规定的特殊自首情节，只能算是坦白。另外一种意见认为，案例二中被告人是因其母亲的行为而被抓获的，又如实的供述了罪行，其行为符合相关部门对刑法自首的司法解释，应该属于自首。案例一、三中两被告人的供述分别是在被动归案后，在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后作出的，所以供述的够罪行为只能成立坦白。案例四中嫌疑人的有罪供述因其赌博行为达不到犯罪立案标准，其供述的后罪应该成立自首。
二、相关疑难问题的分析
（一）一般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般自首,是指犯罪分子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罪行的行为。它需要具备两个法定条件:“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下面针对有关的疑难问题进行分析。
1. “自动投案”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自动投案,是指犯罪分子在犯罪之后在未被询问及未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前,出于本人的意志而向有关机关或个人承认自己实施了犯罪,并自愿置于有关机关或个人的控制之下,等待进一步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对自动投案的认定的难点集中在两点：①自动投案时间的认定。自动投案的时间一般理解为应是在犯罪人尚未归案之前。例如,在犯罪事实未被发觉时投案;在犯罪事实虽被发觉,但没有查清犯罪嫌疑人的时候投案;犯罪事实和犯罪嫌疑人都被发觉,但犯罪嫌疑人在未受到讯问或未被采取强制措施、未被群众扭送时投案;犯罪后逃跑,在被通缉、追捕过程中主动投案;经查实确已准备去投案,或者正在投案途中,被公安机关捕获的,也应视为投案。②自动投案主动性的认定。自动投案的主动性是指犯罪人基于自己的意志积极主动的投案。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的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待自己的罪行的,也应认为是自动投案;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动,而是经亲友规劝、陪同投案的,应视为自动投案;公安机关通知犯罪嫌疑人的亲友,或者亲友主动报案后,将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同样视为自动投案。因此,“自动投案”不要求出于特定动机与目的。实践中,出于真心悔悟,为了争取宽大处理,因为亲友劝说,由于潜逃后生活所迫等,都可能成为自动投案的动机与目的,投案的动机和目的差异不会影响自首的成立。
2． “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所谓“如实供述”,是指实事求是地、客观地将自己的犯罪事实予以陈述,在如实供述的基础上,犯罪嫌疑人对案件事实和法律性质及刑事责任大小所进行的自我辩解,不影响自首的成立。但是如果犯罪嫌疑人为了使将来的判决结果有利于自己,而故意歪曲事实,在关键情节上蒙骗司法机关,为自己开脱,则不能认定为如实供述,不构成自首。
（二）“特别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特别自首,又称准自首,是指被采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正在服刑的罪犯,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本人其它罪行的,以“自首论”的情形。准自首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对强制措施的理解。
强制措施是指公安机关（包括其他侦查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为了保证刑事诉讼的顺利进行，依法对刑事案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进行限制或者剥夺的各种强制性方法。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制措施主要包括：拘传、拘留、逮捕、监视居住和取保候审五种。采取强制措施是对公民人身自由进行一定期限的限制和剥夺，使用不当会对公民合法权利造成严重侵犯，所以法律对采取强制措施的主体和程序均有严格的要求。除了上述三机关和五种措施外，其他机关采取的任何行为或公检法机关的其他行为、手段都不是合法的强制措施。
2． 对“其他罪行”的理解和认定
这里的“其他罪行”是否包括同种犯罪的问题是刑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解释》为了统一认识规定：“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不同种的罪行。”这一规定可以平息理论界的争论。但仍然存在不少反对意见,持反对意见者认为：“其他罪行”是相对于已被查获、被指控或被认定的罪行而言的，《解释》对此却作出了不利于被告人的限制性解释,仅限于不同种罪行是片面的。（三）坦白在司法认定中的疑难问题
（三）坦白与自首的区别
一般意义上的坦白，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动归案以后，如实交代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的行为。坦白的构成要件主要有两个：“被动归案”和“如实供述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犯罪事实”。坦白与自首最大的区别在于：是“主动投案”还是“被动到案”；供述的是“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事实，或已经发现尚未对其进行指控的事实”还是“被司法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坦白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悔罪程度，表明其人身危险性有所降低，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因此，刑法也把其规定为从宽处罚的情节，只是这种从宽处罚是酌定情节，没有自首这么“名正言顺”，而且一般情况下，自首比坦白的从宽幅度要大。
三、案例的分析
（一）接受初查询问时主动供述的性质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