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犯罪数额的法律适用/刘亚利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22 22:09:01 浏览: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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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犯罪数额的法律适用
刘亚利
犯罪数额对于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关于犯罪数额概念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争议较大。刑事犯罪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有关犯罪数额方面的立法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一、简化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以概括型、具体型、并列型和隐含型四种方式来规定犯罪数额标准，并且使用大量的司法解释作为刑法典的补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清晰的犯罪数额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外国刑法，简化对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在刑法总则中作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在刑法分则中的注释部分对什么是“数额较大”，什么是“数额巨大”的标准一一作出解释，以一个基准数为出发点，确定犯罪数额的统一标准。
二、将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具体化
我国刑法对犯罪数额一般是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概括性词语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或者刑罚适用条件。这种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只有一部分由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很大一部分既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也没有确定具体数额的原则、参照的标准和计算方法，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空白。从现有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概括型犯罪数额进行具体化规定的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部分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导致犯罪数额标准不尽统一。笔者认为,将犯罪数额具体化应是刑法修改过程中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不统一。因此，应该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
三、科学确定犯罪数额的具体标准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难以规定统一的具体数额标准。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俄罗斯刑法典以“最低劳动报酬”为参数的做法具有明显特色。“最低劳动报酬”是一个变量，国家通常根据下列因素确定和调整最低劳动报酬：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以超过“最低劳动报酬”一定倍数为标准来界定犯罪数额，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有效避免具体数额标准的僵化、滞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刑事立法可以此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已经建立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对我国刑法典中有关数额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从而让这个标准既切合实际，又能与时俱进，保证空间与时间的相对性。具体设想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刑法典中有关各类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具体规定为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这个“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应当是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资料以及有关测试数据来确定。只有这样，犯罪数额标准才有可能是科学的和有实际意义的。
四、理清数额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1、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目前在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论，主要是定罪数额是否可以成为量刑数额，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否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不能成为量刑数额，由于量刑数额是在犯罪成立后才对该案量刑起影响作用的数额，所以如果某一数额在定罪时予以适用，则不能再作为量刑数额，否则就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1肯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同时也属于量刑数额，至少存在交叉关系，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定罪数额、定罪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三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2笔者认为肯定者的分析是合理的，定罪数额可以是量刑数额。以盗窃罪为例，2000元既是定罪时“数额较大”的标准，又是量刑时“数额较大”的依据。定罪数额是一个临界点，量刑数额反映的是偏离这个临界点的幅度。具体生活中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仅仅用犯罪数额来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片面的，其他与犯罪有关的情况也可以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所以我们主张尽量避免单纯以犯罪数额论罪，应同时考虑犯罪行为其他方面的因素。
2、数额与情节的关系
数额是情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数额并不等同于情节。情节除包括数额以外，还包括犯罪的主观动机、客观表现及其后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其他影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我们应当明确，犯罪情节就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在这种意义上，犯罪数额就是一种犯罪情节，犯罪情节的范围应当大于犯罪数额。笔者认为，犯罪数额确实是侵犯财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行为的其他方面情节也不应该忽视，应尽量将数额与其他情节因素并列规定。从表现形式上提高情节地位，弱化“纯数额论”。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
刘亚利
犯罪数额对于划分犯罪行为与一般违法行为的界限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刑法中并没有关于犯罪数额概念的规定。理论界对此也争议较大。刑事犯罪的日益复杂化、多样化要求我们必须对现有有关犯罪数额方面的立法作出进一步的完善。
一、简化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
我国现行《刑法》主要以概括型、具体型、并列型和隐含型四种方式来规定犯罪数额标准，并且使用大量的司法解释作为刑法典的补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完整、清晰的犯罪数额体系。笔者认为，可以借鉴外国刑法，简化对犯罪数额标准的表达形式，在刑法总则中作概括性规定的同时，在刑法分则中的注释部分对什么是“数额较大”，什么是“数额巨大”的标准一一作出解释，以一个基准数为出发点，确定犯罪数额的统一标准。
二、将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具体化
我国刑法对犯罪数额一般是以“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等概括性词语规定犯罪的构成要件或者刑罚适用条件。这种概括型的犯罪数额只有一部分由司法解释予以具体化，很大一部分既没有具体的数额标准，也没有确定具体数额的原则、参照的标准和计算方法，这就导致司法实践中适用的空白。从现有的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对概括型犯罪数额进行具体化规定的机关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以及部分地方高级人民法院。这就导致犯罪数额标准不尽统一。笔者认为,将犯罪数额具体化应是刑法修改过程中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对刑法规范的理解不统一。因此，应该由立法机关通过修改刑法来解决。
三、科学确定犯罪数额的具体标准
当前，在全国范围内难以规定统一的具体数额标准。对此，可以借鉴国外立法的先进经验。俄罗斯刑法典以“最低劳动报酬”为参数的做法具有明显特色。“最低劳动报酬”是一个变量，国家通常根据下列因素确定和调整最低劳动报酬：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以及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等。以超过“最低劳动报酬”一定倍数为标准来界定犯罪数额，可以“以不变应万变”，有效避免具体数额标准的僵化、滞后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8条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报国务院备案。”刑事立法可以此为依据，并结合我国已经建立的最低工资保障制度，对我国刑法典中有关数额标准进行修改和完善。从而让这个标准既切合实际，又能与时俱进，保证空间与时间的相对性。具体设想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现行刑法典中有关各类犯罪的“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等概括性规定统一进行立法解释，具体规定为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这个“最低工资的一定倍数”应当是在大量实证调查的基础上，参照全国各地法院的判决资料以及有关测试数据来确定。只有这样，犯罪数额标准才有可能是科学的和有实际意义的。
四、理清数额与量刑、情节的关系
1、定罪与量刑的关系
目前在定罪数额与量刑数额的关系上依然存在着较大争论，主要是定罪数额是否可以成为量刑数额，主要存在两种观点。否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不能成为量刑数额，由于量刑数额是在犯罪成立后才对该案量刑起影响作用的数额，所以如果某一数额在定罪时予以适用，则不能再作为量刑数额，否则就违反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1肯定的观点认为，定罪数额同时也属于量刑数额，至少存在交叉关系，并认为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定罪数额、定罪事实、犯罪构成要件三种概念之间关系的理解。2笔者认为肯定者的分析是合理的，定罪数额可以是量刑数额。以盗窃罪为例，2000元既是定罪时“数额较大”的标准，又是量刑时“数额较大”的依据。定罪数额是一个临界点，量刑数额反映的是偏离这个临界点的幅度。具体生活中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多种多样的，仅仅用犯罪数额来衡量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无疑是片面的，其他与犯罪有关的情况也可以反映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所以我们主张尽量避免单纯以犯罪数额论罪，应同时考虑犯罪行为其他方面的因素。
2、数额与情节的关系
数额是情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数额并不等同于情节。情节除包括数额以外，还包括犯罪的主观动机、客观表现及其后果、犯罪的时间、地点等其他影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因素。我们应当明确，犯罪情节就是指刑法明文规定犯罪构成要件之外的，影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行为人的人身危险性程度并进而影响定罪和量刑的各种具体事实情况。在这种意义上，犯罪数额就是一种犯罪情节，犯罪情节的范围应当大于犯罪数额。笔者认为，犯罪数额确实是侵犯财产犯罪社会危害性的重要表现，但是行为的其他方面情节也不应该忽视，应尽量将数额与其他情节因素并列规定。从表现形式上提高情节地位，弱化“纯数额论”。
北安市人民法院 刘亚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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