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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12 17:00:06  浏览:8992   来源:法律资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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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湖北省人民政府


《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的决定》已经2008年10月13日省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

  省长李鸿忠

  二○○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湖北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的决定

  为规范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的管理,推动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的发展,省人民政府决定对《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149号)作如下修改:

  一、第五条修改为“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区管委会)在所辖行政区划范围内行使县级人民政府的管理职权,负责风景区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

  二、第六条修改为“特区管委会内设的景区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负责一、二级保护范围内风景区(以下简称核心景区)的统一管理工作。

  特区管委会内设的其他职能部门受特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业务上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工作。按照垂直管理原则设立的派出机构,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

  三、删除第七条第二款。

  四、第八条第一款中的“旅游经济特区文物行政管理部门”修改为“特区管委会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

  五、第九条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

  六、第十四条第一款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第二款修改为“在核心景区内严禁野外用火、室外吸烟,……”。

  七、第十六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

  八、第十八条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

  九、第十九条第二款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景区管理职能部门”。

  十、第二十二条修改为“严格控制风景区内的经营服务网点总体容量。核心景区内的经营服务网点,由特区管委会根据风景区规划统一规划布局,并与周围景物、景观相协调。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应当执行核心景区经营服务网点规划。

  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指定地点、区域内依法经营。禁止擅自搭棚、摆摊设点、扩面经营或出店经营。”

  十一、第二十三条第一款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删除第二款。

  十二、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中的“旅游经济特区”修改为“特区管委会”。

  十三、第三十条修改为“……。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在文物保护单位及附近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毒害性物品、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的;

  (二)在文物景点出售、燃放烟花爆竹,或在非指定地点焚香化纸的;

  (三)在核心景区内野外用火、室外吸烟的。

  有强行揽客、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等违法经营行为以及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打骂游客等违法行为的,由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十四、删除第三十三条。

  此外,对部分条文的文字作相应的修改,并对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8年12月1日起施行。《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订,重新公布。

  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1998年7月22日湖北省人民政府令第149号公布

  根据2008年10月27日《省人民政府关于修改

  〈湖北省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管理办法〉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为了加强对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的保护和管理,发展旅游事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和《风景名胜区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武当山风景名胜区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系指经国务院原则同意划定的风景名胜区的保护范围。

  第三条本办法适用于武当山风景名胜区(以下简称风景区)的管理。

  第四条风景区内的自然风貌、文物古迹、园林建筑等必须依法保护和管理。风景区内的游客和其他人员应当遵守风景区的有关规定,保护风景名胜资源,爱护风景区内的各项公共设施,自觉维护风景区的环境卫生和公共秩序。

  第二章管理机构和职责

  第五条武当山旅游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特区管委会)在所辖行政区划范围内行使县级人民政府的管理职权,负责风景区的保护、管理、开发、利用、规划和建设。特区管委会的主要职责是:

  (一)贯彻执行有关法律、法规,负责本办法的实施;

  (二)领导风景区所属各部门的工作;

  (三)采取有效措施,保护风景区内的风景名胜资源;

  (四)负责风景区内文物、古建筑保护及维修等管理工作;

  (五)负责宗教活动场所的管理工作并保护其合法权益;

  (六)根据批准的《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编制和实施各景区的详细规划,对风景区内新建、扩建和改建项目依法进行管理;

  (七)开发利用风景名胜资源,建设、维护、管理风景区交通、通讯、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

  (八)按照合理的环境容量和物资技术条件发展旅游事业,负责风景区内的安全、城建监察、交通、环境卫生、食品卫生和服务业管理等;

  (九)保护风景区内各种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

  (十)上级人民政府赋予的其他职责。

  第六条特区管委会内设的景区管理职能部门具体负责一、二级保护范围内风景区(以下简称核心景区)的统一管理工作。

  特区管委会内设的其他职能部门受特区管委会的统一领导,业务上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开展工作。按照垂直管理原则设立的派出机构,接受上级主管部门的领导。

  第三章文物古迹的保护

  第七条对风景区内的古建筑,包括古墓葬、古遗址、石窟、石刻、壁画、碑碣、亭、台、井、池、河、桥等文物古迹及其附属物,以及革命史迹和有纪念意义的各类建筑物等,应当依法予以保护。已列入各级重点保护的文物单位,应严格按照依法划定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进行保护管理。

  第八条已列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建筑,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占用,已被占用的必须限期退出,由特区管委会文物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经批准使用、管理或临时借用文物建筑的单位,应当接受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的指导和监督,负责古建筑的维修保养和附属文物的安全,并对其负责管理的文物逐件登记造册,由特区管委会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报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在既属于文物又是宗教活动场所的地方从事宗教活动,应当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并依法做好文物保护工作。

  第九条所有文物保护单位对文物进行保养、修缮或拆迁复原时,应当由特区管委会按文物保护级别报经上级文物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严格遵守不改变文物原状的原则,切实按照有关工程技术规范实施。

  第十条各文物保护单位和文物收藏机构应建立健全防火、防盗等岗位责任制,对火源、电源以及避雷设施等实行严格管理,并配置必要的消防、报警设备。文物库房应当做到防火、防盗、防潮、防蚀。

  严禁在文物保护单位及附近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毒害性物品、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严禁刻划、涂污、盗取、毁坏文物古迹和革命史迹。

  严禁在各文物景点出售、燃放烟花爆竹。焚香化纸必须在指定的地点进行,并有专人看管。

  第四章自然景物的保护

  第十一条风景区的自然资源,应在调查、鉴定的基础上划定保护范围,列出保护重点,制定保护措施,加强保护和管理。各景区、景点、景物可分别设立醒目的说明和标牌,并做到因地制宜,与周围景观相协调。

  第十二条建立健全风景区植树绿化、封山育林、护林防火、防治病虫害、保护野生动物以及其他各项管理制度,切实保护好风景区的自然景物。

  第十三条在核心景区内不得划分自留山、责任山,村民应有计划地向外迁移。风景区内禁止毁林垦荒,对风景区内已开垦土地应当逐步停耕还林。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非法侵占风景区内的土地,禁止以任何名义或方式非法转让风景区内的土地。

  第十四条加强对风景区森林资源管理,严禁乱砍滥伐;重点保护范围内的林木,确需修剪或更新性质的采伐的,应经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同意,并报林业主管部门批准,获得采伐许可证后方可进行。

  在核心景区内严禁野外用火、室外吸烟,生产、生活应使用沼气、煤气等污染较小的燃料。

  第十五条风景区内的古树名木,应登记挂牌、建立档案,严加保护。切实做好病虫害和其他自然灾害的预防工作,防止游人、施工人员等损害古树名木。

  第十六条切实保护好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严禁在风景区内进行猎捕和其他妨碍野生动物生存和繁衍的活动。因科学考察研究,确需采集动、植、矿物等标本的,必须先经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审核,再按程序报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后,在指定范围内限量采集。

  风景区内的经营单位和个人不得捕杀、储藏、加工、运输或经营野生动物。

  第十七条严禁在核心景区开山采石、挖坡取土、滥挖药材、采集花草以及进行其他破坏地形地貌、植被的活动。确因建设、维护工程需要就地取用的沙石料,应当在指定的地点限量采取,但不得进行剧烈爆破,影响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的安全。

  第十八条特区管委会应当加强风景区内环境、公共卫生等方面的管理,建立健全有关管理制度并认真加以落实。

  第五章规划建设

  第十九条风景区内一切工程建设,必须按照《武当山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实施,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变更。其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规划要求。与工程建设有关的手续必须经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审核后,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风景区建设和景点配套设施,必须按明、清建筑风格规划设计。屋顶、屋面不得采用黄色,高度不得超过规定的标准。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核心景区内新建、扩建、改建与风景名胜资源保护无关的建筑物,从事禁止范围以外的建设活动,应经景区管理职能部门审查同意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二十条凡不按批准的建筑设计图纸施工,变动布局,增加层次,改变建筑风格的建筑物和未经报批以及审批手续不全而施工的工程,一律按违章建筑处理。

  第二十一条风景区内各项建筑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周围的林木、植被、水体及地貌等,不得造成污染和破坏。施工结束后,必须及时清理场地,需要绿化的,应当及时绿化。

  风景区内凡属污染环境、破坏自然景物和人文景观、严重妨碍游览活动的设施和建筑物,应限期治理和逐步迁出。

  第二十二条严格控制风景区内的经营服务网点总体容量。核心景区内的经营服务网点,由特区管委会根据风景区规划统一规划布局,并与周围景物、景观相协调。工商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营业执照时,应当执行核心景区经营服务网点规划。

  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单位或个人,应当在指定地点、区域内依法经营。禁止擅自搭棚、摆摊设点、扩面经营或出店经营。

  第二十三条风景区内的门票(包括进山门票、各景点门票)由特区管委会统一管理。门票的制价、调价,必须首先报经特区管委会审查同意后,按规定报有关部门审批。

  第二十四条武当山风景名胜区的风景名胜资源依法实行有偿使用制度,对在风景区内从事经营活动的所有单位和个人收取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在风景区进行建设的单位和个人,除直接用于公用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外,必须依照有关规定缴纳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

  风景名胜资源有偿使用费、公用基础设施配套费主要用于风景区的景观维护和建设、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具体收费标准和使用办法,由特区管委会提出方案,按程序报经省财政、物价部门批准后实施。

  第六章道路交通管理

  第二十五条风景区旅游公路和古神道两旁3米以内,严禁堆放杂物、搭棚摆摊,严禁在公路上打场晒粮。

  严禁在公路两侧法定间距内修建永久性固定设施。

  第二十六条旅游公路及其会车镜、防护栏等配套设施,古神道及其沿途石阶、栏杆、扶手、标识、标牌及音响、线路、照明等公共服务设施应当严加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挪移和破坏。

  第二十七条公安机关可在风景区适当的地方设立交通执勤点,负责风景区内的交通安全。进入风景区内的所有车辆,必须自觉遵守有关交通法规,服从统一管理。

  第二十八条交通管理部门和特区管委会应当加强对旅游线路的养护工作,并在危险地带设置安全标志,采取防护措施,保证旅游线路的畅通。

  第七章奖励与处罚

  第二十九条对在风景区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由特区管委会或上级人民政府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三十条在风景区内有违反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依照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反本办法,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依据职权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可以并处500元以下罚款:

  (一)在文物保护单位及附近存放易燃易爆物品、毒害性物品、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的;

  (二)在文物景点出售、燃放烟花爆竹,或在非指定地点焚香化纸的;

  (三)在核心景区内野外用火、室外吸烟的。

  有强行揽客、强买强卖、欺行霸市、哄抬物价等违法经营行为以及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打骂游客等违法行为的,由特区管委会有关职能部门没收违法所得,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并处1000元以下罚款;构成违反治安管理处罚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第三十一条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第三十二条风景区管理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按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八章附则

  第三十三条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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潍坊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管理规定

山东省潍坊市人民政府


潍坊市人民政府令第56号令


潍坊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管理规定》已经市政府研究通过,现予发布施行。


市长 王玉芬
一九九八年八月二十七日

潍坊市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管理规定


第一条 为了控制吸烟的危害,保障公民身体健康,营造良好的公共场所环境,根据国务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山东省爱国卫生工作条例》及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所有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是本行政区域内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主管机关,负责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监督和管理。
公安、教育、文化、体育、环保、宣传、新闻出版等部门,协同卫生行政部门实施本规定。
第四条 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下列场所禁止吸烟:
(一)影剧院、音乐厅、歌舞厅、录像厅(室)、游艺厅(厅)、各类营业性的会堂和会议厅(室);
(二)体育馆的观众厅和比赛厅,图书馆的阅览室,博物馆、美术馆和展览馆的展示厅;
(三)书店和200平方米以上的商店(场);
(四)汽车站、火车站候车室,飞机场候机室及公共汽车的内;
(五)医疗机构的候珍室、诊疗室、病房;
(六)学校的教室、实验室、阅览室等教育活动场所,托幼机构的幼儿活动场所。
上述公共场所内允许吸烟的指定地点除外。
第五条 本行政区域内的地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以及其他组织,应将其内部的会议室、图书室等集体活动场所,设定为禁止吸烟的场所,并做好管理工作。
第六条 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有关规定制定单位内部禁止吸烟的制度和惩戒措施,并以文字形式明示;
(二)对违反规定的吸烟者,进行劝阻制止、批评教育,并实施处罚。
第七条 在禁止吸烟场所内,被动吸烟者有权要求该场所内吸烟者停止吸烟。被动吸烟者有权要求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履行本规定的职责,并可向当地卫生行政部门举报违反本规定的行为。
第八条 卫生行政部门依法对禁止吸烟的公共场所进行现场检查时,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碍。
第九条 对不履行本规定的禁止吸烟场所的所在单位,由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予以警告并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处以500元至3000元款。 对违反本规定在禁止吸烟场所吸烟的个人处以20元以下罚款。
第十条 对拒绝、阻碍卫生行政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的,由公安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一条 市、县(市、区)卫生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时,应严格依照《行政处罚法》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按照《行政复议条例》、《行政诉讼法》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
第十三条 卫生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严格遵守法纪,秉公执法。对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所在行政机关或上一级机关给予行政处分。
第十四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内容提要: 绑架罪在客观形态上与非法拘禁罪、故意杀人罪、抢劫罪等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需要结合具体个案中的相关证据来准确认定绑架罪,全面完整地把握行为人的主观犯意与客观行为,避免客观归罪。


  绑架罪是刑法中典型的重罪,起刑点较高。在《刑法修正案(七)》对绑架罪增设“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之前,犯绑架罪起刑点即为十年有期徒刑,远远超出传统的重罪故意杀人罪,后者起刑点为三年有期徒刑。即便《刑法修正案(七)》适当降低了绑架罪的起点刑,其刑罚之重还是明显超出其他相关重罪名。绑架罪刑罚之重还体现为法定情形下死刑适用的唯一性,即犯绑架罪,致使被绑架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对照刑法分则其他重罪的刑罚配置,最严一档的法定刑基本表述为“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鲜有类似于绑架罪死刑的配置情形。考虑到绑架罪刑罚严苛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中在认定绑架罪时当慎之又慎,特别是在区别绑架罪与相似罪名时,必须精准把握犯罪行为的实质,避免“轻”罪名不当“重”罪名化,反之亦然。


一、“撕票”型绑架犯罪的罪数认定问题

  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出于勒索钱财的目的而劫持他人为人质,在残忍杀害被绑架人之后,再行向被害人亲属索要赎金,此即为“撕票”型绑架罪。此情形中,由于行为人先后实施了故意杀人与勒索钱财两个阶段的行为,因而是将其行为以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论处,还是仅认定为绑架罪一罪,实践中有不同观点。以李某某绑架杀人案为例。被告人李某某因经济拮据而起意绑架房东金某某,并决定将其杀害后再向其家属勒索钱财。李某某将金骗至某出租屋内后,用事先准备好的刀将被害人刺死。随后,李某某通过书写恐吓信及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以杀害被害人相威胁,向金某某的家属勒索赎金。⑴综合全案,笔者认为对被告人李某某的犯罪行为应以绑架罪一罪论处为妥,类似此类先“撕票”后索财或先索财后“撕票”的绑架犯罪均应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刑法对犯罪行为的评价宜以完整性优先。
  在特定犯罪目的概括指引下实施的不同阶段的犯罪行为,虽然客观上彼此相对独立,但均服从和服务于行为人预先确定的犯罪目的,以一罪论处更好地兼顾到客观行为与主观犯意的有机统一。最高人民法院针对抢劫杀人的相关司法解释亦强调抢劫目的与杀人行为的内在逻辑联系,行为人为劫取财物而预谋故意杀人,或者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定罪,实行数罪并罚。循此理,在绑架杀人的场合,要看行为人杀人行为与绑架行为是否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如果行为人是为了达到勒索财物的目的而杀害被绑架人的,其杀人行为可视为绑架犯罪的方法行为,服务于勒索财物的犯罪目的。如果行为人并无绑架勒索钱财的犯罪预谋,因其他原因杀害被害人后,再临时起意勒索被害人亲属钱财的,其杀人行为与勒索财物的行为不存在内在逻辑联系,此时应评价为故意杀人罪与敲诈勒索罪两罪。结合该案,将被告人李某某的犯罪行为评价为绑架罪一罪,而非故意杀人罪和敲诈勒索罪两罪较符合刑法对犯罪行为的完整性评价原则。绑架罪作为一种复合行为的罪名,包含多个具有相对独立意义的犯罪行为。例如,在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罪中,绑架罪一罪中就同时包括绑架和敲诈勒索两种犯罪行为;在绑架致人死亡或者杀害被绑架人的绑架罪中,绑架罪一罪中就同时包括过失致人死亡和绑架两种犯罪行为或故意杀人和绑架两种犯罪行为。所以,在勒索财物型的绑架犯罪中,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完全符合绑架罪复合行为的整体特征,评价为绑架罪一罪,充分满足了刑法关于绑架罪的犯罪构成要求。
  第二,绑架杀人并无先后顺序的要求。
  在刑法绑架罪的语境中,并无对勒索行为与杀害被绑架人行为的先后顺序要求,也即无论是先勒索再“撕票”,还是先“撕票”再勒索,并不影响绑架罪的成立。对于“撕票”型绑架犯罪,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是在控制被绑架人一段时间后再杀害被绑架人,只要行为人为勒索赎金而选定绑架对象,并以强力控制了人质的人身自由,即视为已实施绑架犯罪。事实上,犯罪分子出于隐蔽犯罪的考虑,倾向于先行杀害人质,再勒索赎金。2009年一段时期,在深圳发生的多起绑架幼童案件均表现出这一作案手段,既有先绑架再调查掌握幼童家境的,也有先调查家庭情况再实施绑架的,但大都残忍实施了“撕票”行为,这些案件均无一例外地被认定为绑架罪。该案被告人李某某在实施犯罪之前就产生了勒索财物的意图,为了方便实施绑架犯罪,达到索要赎金的目的,采取了先“撕票”再索要赎金的犯罪形式,是一起典型的发生在熟人之间的“撕票”型绑架犯罪。


二、“索债型”控制他人人身行为的认定问题

  刑法中的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在客观上或多或少表现为采用一定的强制力非法剥夺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虽然学理上通常将非法拘禁罪解释为不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将绑架罪解释为采用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劫持他人为人质,以此勒索钱财或达到其他目的,但是司法实践中很难简单地凭借客观行为强制力的大小来区分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为了达到控制他人人身自由的目的,拘禁行为不可避免的带有一定强制性,因而客观上易与同样具有强制性的绑架犯罪相混淆。但两罪刑罚悬殊,绑架罪是典型的重罪,非法拘禁罪是轻罪。生活经验的常识告诉我们,重视考察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的所谓债务纠纷,有助于帮助准确定罪。绑架犯罪自古有之,多指那些以绑架为手段勒索钱财的绑匪,而因为生活、经营乃至情感等普通纠纷引发的索要债务型的非法拘禁罪,其犯罪的危害程度显然不能与绑架罪同日而语。如果不注意区分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原因,难免会将某些非法拘禁性质的行为拔高认定为绑架犯罪。
  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于2000年6月30日通过的《关于对为索取法律不予保护的债务非法拘禁他人行为如何定罪问题的解释》中肯定了“人质型”非法拘禁罪,即行为人基于某种目的,非法将被害人扣押作为人质,剥夺其人身自由,并胁迫被害人实施一定行为以满足其要求的一种犯罪。其构成特征在于:主观目的是出于解决某种民事纠纷,如经济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所谓“人质”应是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或亲友,与犯罪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特定,大多有利害关系或经济往来甚至熟识:非法拘禁“人质”的目的是为了解决双方既存的民事纠纷,而不是重大的不法要求。⑵那么对于既不是合法债务又难以归入非法债务的情感之债,又该如何判断呢?当碰到这样的案件,被告人以补偿情感损失为由使用强制手段剥夺被害人人身自由,并向其索要钱财时,我们该如何恰当区分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例如,某女与某男相处多年,虽无夫妻名分,但为其多次怀孕,后被抛弃。某女难解心中怨恨,雇请多人“绑架”某男,索要青春损失费,后案破,某男身体无恙。⑶对于该案,如果简单套用绑架罪的犯罪构成似乎没有疑问,为勒索他人财物而绑架的,似乎正是典型的绑架罪。但是如此处理实为不妥,这种犯罪与我们通常理解认识的绑架犯罪存在显著差异,已然超出了绑架罪所能辐射的范围。无论是合法之债还是非法之债,体现在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中,都表明行为人与被害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上的纷争,情感之债介于合法之债与非法之债之间,既然索要非法之债都可以成为非法拘禁罪的动机,那么索要情感之债亦应当可构成非法拘禁罪的动机。再结合被告人一方客观行为的强度,被害人人身并未受到明最伤害,以及被害人认可支付被告人“分手补偿费”且谅解其犯罪等多方因素,将全案评价为非法拘禁罪这一轻罪,不仅满足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而且能够实现罪刑均衡。
  司法实践中还需注意把握好“索债型”非法拘禁罪与绑架罪的边界,即索要的所谓债务远远超出实际债务的范围时,有可能由非法拘禁罪转化为绑架罪。被告人孟铁保在与他人发生所谓赌博债务纠纷时,采取劫持他人的方式,索要的债务远远超出赌债,被告人行为的目的已不再单纯是索要赌债,而是转化为以索债为名,采取绑架的手段来勒索他人的财物,这一行为符合绑架罪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的特征,应当以绑架罪定罪处罚。⑷如何合理判断索要债务是否远远超出实际债务本身,不能简单以数额论,认为索要的债务数额超出实际债务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程度的,就是绑架犯罪;也不能简单以倍数比例来认定,认为索要债务达到实际债务多少倍数的,就是绑架犯罪,而需要综合案件的多方面情节来合理判断。具体而言,要看行为人索要的债务是否真实存在,如果系完全虚构,或者虽有真实的债务,但真实债务数额相对索要债务数额而言微不足道的,可认为其主观目的系以索债为名,客观上是行绑架之实;要看行为人为索要债务的实际付出,是否因此产生了相关路费、电信费、劳务费等,在索债时将其之前支出的相关费用折算入债务的,虽索取债务数额超出实际债务数的,亦当以索债论处为宜;要看行为人的相关表现,是否多次、经常、一贯实施类似索债行为,例如前文所举案例,被告人孟铁保以营利为目的设赌抽头,存在赌博犯罪事实,其多次“放资底和”,客观上有利用赌债勒索他人钱财的犯罪嫌疑,应区别于一般意义上的索债行为。如果行为人因为被害人一方债务久拖未决,百般抵赖,出于泄愤、报复等动机,而索要的数额超出实际债务的,考虑到其具有情感补偿的成分,即使超出数额较大的,在选择适用绑架罪与非法拘禁罪罪名时也应当慎重,一般优先适用非法拘禁罪。


三、绑架罪与抢劫罪的界分问题

  绑架犯罪利用的是被绑架者以外的第三人对其人身安危的担忧,而迫使第三人支付赎金或者满足犯罪分子的其他不法目的,与抢劫犯罪当场劫取被害人钱财的实质特征区别较为明显,司法实践中一般能准确区分绑架罪与抢劫罪。但近年来,由于犯罪分子犯罪手法的变化,且司法人员出于量刑平衡的考虑,对于那些绑架意图表现得不是那么典型的犯罪行为,在选择绑架罪或抢劫罪罪名时常产生疑虑,影响了司法裁判的准确性,有必要加以剖析。
  (一)勒索财物型绑架罪与抢劫罪的区分点在于人身控制性与财物的第三方强索性
  两罪均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与安全造成严重的危害,但对被害人人身自由的控制程度不同。勒索财物型绑架罪在客观方面须表现为采用强制手段控制被害人的人身,由于控制人身的目的在于向第三方强索财物,因而需要一定的时间长度。绑架犯罪不可能像抢劫犯罪那样具有实施暴力、强制手段的即时性特点,当然,这种时间长度也不必然要求达到若干小时、若干天的程度,参照人们对控制时间的通常判断为标准即可。抢劫罪客观上通常实施得较为迅即,犯罪分子往往乘被害人不备之际实施暴力、胁迫等强制行为排除被害人的反抗,目的在于迅速获得被害人携带的财物。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索要财物的对象是被害人之外的第三人,范围往往是被害人的亲属、朋友等关系较为密切的人,利用的是第三人对被害人人身安危的担忧心理勒索其钱财。而抢劫罪针对的被害人自身的财物,通常是被害人当时随身携带的财物。考虑到当前经济社会发展背景下财物的电子化、凭证化等技术化发展现状和趋势,当犯罪分子以暴力、胁迫等强制手段为后盾,逼迫被害人将财物的电子化、凭证化载体带至特定场所,例如银行、网吧等,将财物予以货币化或将钱款通过网络转至犯罪分子控制的帐户,其虽然行为方式有所不同于传统的抢劫犯罪,但其实质仍然是劫取被害人的财物,仍应认定为抢劫犯罪。
  (二)宜完整全面地评价绑架犯罪
  在犯罪分子抢劫、绑架动机不明的情况下,要全面地审视其行为,不能片面地、割裂地进行刑事评价,防止以偏概全或挂一漏万。从司法实践的情况看,除少数犯罪分子具有明显的绑架意图而实施绑架犯罪外,多数犯罪分子主观上抢劫、绑架的动机并不十分清晰,两种犯罪意图多交织在一起,抱着能抢就抢、抢厂主外如能再勒索其家人一笔钱款更好的主观态度。我们应全面分析犯罪分子实施的所有犯罪行为,包括犯罪预备阶段和犯罪实行阶段的行为。以尹某、于某某绑架案为例加以说明。该两行为人在实施犯罪之前,已经预谋绑架犯罪,准备抢一辆“黑车”作为实施绑架的犯罪工具,表明其主观上有绑架的犯罪意图。此后,在实施抢劫“黑车”司机的过程中,两行为人又实施了勒索被害人家属财物的行为,显示出其绑架的犯意始终较为明显。在索要到财物后,两行为人将该司机杀害。⑸如果将两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故意杀人罪,那么就遗漏了对其之前的预谋绑架行为的刑事评价,显然罪名认定不够完整。而以绑架罪一罪论处,完整覆盖到两行为人的犯罪预谋、犯罪实行阶段的所有行为,既顾及行为人预谋绑架的绑架预备行为,也涵盖了行为人杀害被绑架人的杀人行为,刑事评价更为全面科学。反之,如果采取分段认定的方式确定罪名,则需要认定绑架罪(预备)、抢劫罪、故意杀人罪,罪名认定极为繁琐,刑事评价呈分散状。在抢劫、勒索被抢劫者家属钱财行为先后出现的场合,抢劫行为被绑架行为吸收,应认为行为人实施的犯罪已由抢劫罪转化为绑架罪,属于刑法理论中的转化犯,按重罪吸收轻罪的评价原理,应最终认定为绑架罪一罪。
  (三)如何评价犯罪分子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的行为
  司法实践中有观点认为,向被害人以外的第三人勒索财物应区分不同情形分别认定罪名:如果行为人直接告知被害人家属已控制被害人,并以被害人的人身安全相威胁,向其家属索要钱财,构成绑架罪;如果行为人通过被害人转达勒赎请求,以使被害人亲属完全相信其被控制的事实,应认定为绑架罪;如果要求被害人不能告知其被控制的事实,而是由被害人编造其他理由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其家属误以为其因正当事由需要钱财而提供的,视作被劫持的被害人交付钱财,构成抢劫罪;如笼统地要求被害人向其家属索要钱财,至于被害人以何种名义向其家属索要钱财在所不问,此时应看被害人家属是否感知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能感知或无证据证明感知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笔者认为该观点不够科学,且混淆了绑架罪与抢劫罪区分标准。理由是:其一,司法实践中犯罪分子为掩盖其犯罪行为,大多会让被害人编造各种理由向其家属索要财物,甚少直接让其表明已被绑架。以被害人是否直接说出自己被绑架作为绑架罪的成立条件,无疑不当缩小了绑架罪的成立范围。其二,刑法关于勒索财物型绑架罪的构成要件,在客观行为上只要求具备两种要件,一是勒索财物,二是绑架他人。对于勒索财物要件,刑法并未再要求必须以明示绑架为前提索要财物。笔者认为,将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理解为以绑架行为为后盾索要财物即可,至于是否要求被害人说出自己被绑架则在所不论,否则会导致绑架罪的成立与否取决于被害人家属的理解分析判断能力,而不是取决于被害人自身的人身自由是否受到暴力控制,以至司法判断过于随意和片面。其三,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索要财物的对象是被绑架者之外的第三人,抢劫犯罪劫取财物的对象是被抢劫者本人,以财物的获取来源作为判断标准符合刑法关于绑架罪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且明确清晰便于司法操作,没有必要再掺杂第三人一方主观上的认知情况。其四,过去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将某些第三人不太清楚被害人是否被劫持的案件以抢劫罪论处,往往是出于量刑均衡的考虑。绑架罪的起刑点是十年有期徒刑,而抢劫罪的起刑点是三年有期徒刑,显然绑架罪的刑罚要重于抢劫罪。对某些犯罪情节较为特殊,犯罪分子具有轻缓情节的绑架犯罪,司法机关出于调节量刑的目的而改为认定抢劫罪,在当时具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但在《刑法修正案(七)》增加绑架罪“情节较轻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规定的背景下,以调节量刑规避适用绑架罪罪名的客观需要已不复存在,对情节较轻的绑架犯罪完全可以在量刑时做到罪刑均衡。


四、共同犯罪形态下的绑架犯罪认定问题

  在多人共同实施绑架犯罪的场合,由于分工的不同以及具体犯罪故意内容的差异,不同犯罪分子触犯的罪名可能不尽相同,不一定一概以绑架罪论处。共同犯罪分子在成立共犯的前提下,分别适用不同的罪名,符合共同犯罪的基本理论及我国刑法的具体规定。成立共同犯罪与对共犯者最终适用怎样的罪名是两个概念,并非要求所有的共犯者都触犯同一罪名。共同犯罪中不同犯罪分子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罪名的,可分别定罪。这样的情形在刑法中并不鲜见。例如,刑法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强迫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这三个罪名规定在同一个法条中,区别在于行为人在组织卖淫犯罪中所起作用的大小不同。在组织卖淫犯罪中,司法机关根据各个犯罪人在组织卖淫活动中的作用大小,可能适用不同的罪名。犯罪主体存在差异,刑法对此设置了不同的罪名,也可分别定罪。例如,刑法规定了受贿罪和单位受贿罪,在单位与自然人共同受贿的情况下,就有可能分别适用单位受贿罪、受贿罪的罪名。又如,刑法在行贿犯罪方面设置了行贿罪、对单位行贿罪、介绍贿赂罪、单位行贿罪等罪名,在涉及单位与自然人行贿,从中又有人介绍贿赂的,虽然符合共同犯罪的成立条件,但由于存在多个相关罪名,最终对共同犯罪人适用的罪名也可能不同。司法实践中对此亦持肯定态度。
  多人实施绑架犯罪的司法认定较为复杂,指使者与实施者的犯意有所不同,或主要实施者与帮助实施者的犯意存在差异,都可能影响到对共犯者犯罪行为的评价。指使者出于故意杀人的意图,而实施者系为获取报酬帮助指使者绑架被害人的,应如何认定共同犯罪的罪名呢?被告人王军娴因与被害人陆惠娟的丈夫张剑刚产生私情而与陆发生冲突,意欲加害陆。王军娴雇请曹汉标、张华光、李亚等人帮助其劫持陆惠娟,后者在获取所谓报酬后将陆交给王军娴处置。王即与其女儿沈安妮将陆带至郊外,以窒息方式杀害陆。⑹从全案看,可分为两个紧密联系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为人质,在第二阶段,指使者王军娴纠集其女儿采用暴力方式杀害被害人陆惠娟。受指使者采用暴力方式劫持被害人陆惠娟,其目的在于获取非法报酬,无证据显示其主观上知晓指使者王军娴是为了加害被害人,因而不能认定受指使者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杀人故意,也无须对被害人死亡的结果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受指使者的行为符合绑架罪的犯罪构成。需要进一步分析的是,该案受指使者的绑架行为应当属于绑架罪中的“绑架他人作为人质”情形。所谓“绑架他人作为人质”,一般是指行为人出于勒索财物以外的目的,例如满足不法政治诉求、逃避司法机关的追捕等,劫持他人为人质作为谈判的筹码。勒索财物型绑架犯罪的诉求对象一般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而劫持人质型的绑架罪的诉求对象比较宽泛,可以是被绑架者的亲属,还可以是与行为人存在利益关系的公司企业等单位,等等。行为人出于赚取绑资的动机而帮助指使者实施绑架犯罪的,其绑架行为的诉求对象自然针对的是指使者,可纳入“绑架他人作为人质”的范畴。
  在上述案例中,对指使者王军娴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存在争议。一种意见认为,王指使他人实施绑架犯罪,作为主犯应对绑架行为及随后实施的杀害被绑架人的行为承担刑事责任,应以绑架罪论处。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认定为故意杀人罪。笔者倾向于第二种意见。绑架杀人与故意杀人在客观方面均表现为杀害被害者,区别在于行为人主观上有无绑架的故意。而绑架的主观故意要素必须包含针对第三方的不法诉求,具体而言,当针对的是被绑架者亲属,目的是为了索要赎金时,其绑架的故意内容体现为勒索财物;当针对的是与行为人有一定利害关系的单位或个人,甚至是无特定利害关系的第三者时,其绑架的故意内容体现为以劫持人质为筹码达到满足不法诉求的目的。该案被告人王军娴虽有指使他人绑架被害人的行为,但在绑架被害人之后,王军娴并未向第三方提出不法诉求,而是直接将被害人杀害,结合其在指使他人实施绑架行为之前即产生杀害被害人的犯罪意图的相关证据,其行为不能满足绑架罪的主观要件要求,从主客观相统一原则出发,认定为故意杀人罪更加符合案件的实际情况。
  多人共同实施所谓绑架犯罪的场合,还可能是主要实施者系以绑架为目的,而帮助实施者出于索债的目的,两者的犯意不同,亦影响到罪名的认定。如被告人章浩承租—家大酒店,因经营不善而严重亏损,遂产生了绑架勒索财物的犯意。他对在其酒店做服务员工作的被告人王敏提出,有人欠债不还,去把他小孩带来,逼其还债。王敏表示同意,并亲自实施了诱骗、控制被害人的行为。⑺从形式上看,王敏系与章浩共同实施“绑架”犯罪,但相关证据证实王敏主观上并无勒索他人财物的目的,而是基于帮助章浩索债的目的实施了非法拘禁被害人的行为,两名被告入主观上的犯意不同,应分别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和绑架罪。假设章浩在王敏已经控制被害人之后告知其绑架意图,王敏继续帮助其实施犯罪的,应认为王敏的主观犯意已由非法拘禁转化为绑架,相应地应当将其行为完整评价为绑架罪。司法机关在处理类似共同“绑架”犯罪的案件时,须注意查明不同犯罪分子的真实犯意,切不可仅因为形式上具备了“绑架”的客观要件就轻易将全案定性为绑架罪,而忽视对行为人主观真实意图的考察。对证明行为人参与实施犯罪,绑架的犯意不明显或有疑问的,笔者主张就低评价为非法拘禁罪。对在他人实施了部分绑架犯罪之后,主观上明知系绑架犯罪,而中途参与实施余下的部分绑架犯罪行为的,由于后续参与者主观上认可并接受实施绑架犯罪,客观上实施了部分绑架犯罪行为,依刑法承继的共同犯罪原理,应以绑架罪共犯论处,并对全部绑架犯罪行为承担刑事责任,以体现共同犯罪整体负责的刑事评价原则。

注释
⑴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09)沪一中刑初字第58号判决书。
⑵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45页。
⑶参见上海市第一中人法院(2009)沪一中刑初字第175号判决书。
⑷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1页。
⑸参见上海市第一中gA民法院(2011)刑初字第63号判决书。
⑹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刑初字第169号判决书。
⑺具体案情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一庭等主编:《中国刑事审判指导案例》,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456—4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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