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市外来人口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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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应用

王占洲


摘要：在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度是在有罪判决生效之前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主要依据，因而不仅需要为其设置科学的合乎逻辑的证明标准，而且还应当在具体应用中最大限度的发挥其功能。
关键词：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 强化因素 弱化因素 刑事诉讼

我们为刑事诉讼中的“社会危险性”设立了相对确定的标准，即在一定的固定值的基础上，增加一个可变量以适应“社会危险性”的可变性，运用分层理论来设立“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生理条件——即通过对其生理状况的分析，判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具备继续危害社会、他人或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生理能力，以及在该生理能力支持下所能够达到的程度；心理条件——即通过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密切相关并存在于客观的一些已知因素来论证其主观上是否具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及其程度[1]。通过这些条件主要分析其生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能力和心理上是否具有触发社会危险性的内心起因。（关键在于各证明标准所包含的内容及其对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可能性的影响力，同时还必须考虑各证明标准之间的相互关系，其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证明过程，当然在一般情况下这种证明过程没有必要在表格中直接描述出来，因为在这里同时也需要考虑刑事诉讼中社会危险性的程序性特点，但当判断结论受到质疑时，则应当公布这一证明过程，以使对方有针对性的行使自己的抗辩权利）。因而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客观影响来看，我们可以将其分为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和强化因素，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足以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也能合理化排除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的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或严重削弱其行动能力的疾病、免除处罚的情节、涉嫌过失犯罪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因素，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系主犯或累犯、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涉嫌或被控犯罪可能适用死刑等；同时从概率角度主要讨论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对社会危险性的综合影响等。希望能够以此为基础更进一步完善“社会危险性”的证明标准。
一、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的存在状况
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其可能存在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甲涉嫌抢劫，但具有自首情节和重大立功表现，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在这里可能有人要说，具有应当减轻或免除处罚情节并不能完全等同于无社会危险性，即便是应当免除处罚也是以行为人构成犯罪为前提，如果行为人不愿意接受有罪认定，那么他也可能存在基于避免有罪认定而实施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可能性，从理论上讲的确如此，对于具有犯罪嫌疑的人，我们无法绝对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进行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只能说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具有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可能性的功能，其所表达的是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当然可能有人会对这种选择作为判断依据的合理性提出疑问，在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同时也意味着在非常规情况下非正常人对此做出其他选择的可能性，如果在认识到这种非常规可能性的情况下做出社会危险性较小的判断，进而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非剥夺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但最终因例外情况的出现而导致妨碍刑事诉讼行为的发生，此时能否因此否定判断依据和判断结论的合理性呢？我们认为当然不能，这可以在刑事审判中找到相同点，在无法绝对排除被告人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时，只要被告人不构成犯罪的可能性比其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在证据上更充分或更具证明性，就能以合理排除构成犯罪的可能性而判决被告人无罪，而当判决以后因新的证据证明该被告人有罪时，可以以此从实体上最终改变原来的判决，但却不能因此否认原判决在当时特定情况下程序上的合理性和实体上的准确性。
第二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属于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例如犯罪嫌疑人乙涉嫌抢劫致人死亡，依刑法规定对其应当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而且其在此之前因盗窃罪被判处8年有期徒刑，在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的第3年再抢劫并致人死亡，符合累犯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如乙罪名成立极有可能被适用死刑，该因素的存在使得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希望促使其逃避刑事诉讼是一个人的自然反应，当然其所表达的也仍然是常规情况下一个正常人对此做出的选择，因为如果乙认罪伏法求死心切，其在未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也不会妨碍刑事诉讼的进行，我们只能说乙可能被适用死刑这一因素使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第三种情况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这在司法实践应当是最常见的情况，无论是强化因素还是弱化因素均只是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的依据，而且基于对社会危险性是一种概率的认识，在可能发生的行为或可能存在的状态变为现实之前这种依据都还不能称之为确切的依据（注意确切的依据不同于现实的依据，这里所指的依据都是现实存在的，但它不是确切的依据，因为它不是使证明结果完全具有排他性的依据）。那么当两种因素共同存在但都不足以使自身推出的证明结果具有排他性时，其更是处于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在这种时候即便只是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也具有着证明的复杂和交叉性，因为这两种因素分别预测两种不同的不可能完全确认的可能性，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
二、社会危险性的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
“社会危险性”是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在决定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时，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其本身具有复杂性和可变性的特点，从实践中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来看，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其也不可能单纯是决定有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与决定无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或者减弱因素与加强因素，而往往是多种因素共同存在并通常处在相互影响甚至相互对抗之中，因而我们不可能简单地判断它绝对有或无（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者风险评估既不要求也根本不可能达到绝对化），而只能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强弱或者存在的概率。在这里我们主要讨论的是已确认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具有的影响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每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都同时受到另一种因素所引起的合理化可能性的削弱和非合理化可能性的加强，就其本质而言是两种因素所具有的证明力发生了直接的对抗，那么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时如何对证明力进行评价呢？事实上这也是我们之所以要讨论 “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中各条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主要原因。当然，这种相互关系并不是绝对的也不可能在任何时候都处于同一种状态，我们对它的认识也必须建立在概率的基础之上。
（一）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在这里所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当两种因素同时存在时（当然只是指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和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之间的作用力方向不一致时，除此之外的情形应无考察的必要，因为当作用力方向一致时只存在作用力简单相加的问题）两种条件之间的效力优先性问题，即在考察同时具有该两种条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时对该两种条件的作用力大小以及作用力方向的判断问题。实际上我们在对社会危险性最初的讨论里已经简单谈到了两种条件之间的基本关系，即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一层面的证明标准，而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心理因素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的第二层面的依据，当然这是从社会危险性证明标准的设置角度来认识两者在证明标准中的地位，虽然也反映了两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只是一种宏观界定，在利用《“社会危险性”判断列表》来具体分析社会危险性时这种界定尚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因而我们认为仍有必要对两种条件同时存在时的关系作更进一步的分析。当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同时存在时，两种条件处于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状况，一般来说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之所以作这样的理解，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自然属性来看，涉及适用强制措施需考虑其社会危险性的只是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中的自然人，而对于自然人而言，在其生理因素与心理因素的关系中，生理因素当然处于基础地位或者也可以称之为主导地位，心理因素以生理因素为载体，心理内容只有通过具体的生理行为才能外化为能够为他人所感知的形式，也只有如此才能使其具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现实可能性，就如同我们根据犯罪构成理论评价行为人的思想时所强调的，只有思想外化为行为或者即使只是言论时才具有考察其是否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如果其仅仅是存在于内心的思想则无论其内容怎样均不可能构成犯罪。另一方面，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在刑事诉讼中其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作为在法律上尚未被确定为有罪的人，但同时负有必须无条件承担强制措施所带来的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后果的法律义务，司法机关据以剥夺或限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唯一依据就只是其可能具有的社会危险性——由其所涉嫌或被指控的犯罪（尚未确定的可能性）＋其它个人因素所得出的二次可能性推定，对这一依据的确认当然应当具有充分的理由，至少应当能够合理排除与之相反的可能性，这是与司法机关行使权利相对应的责任的承担，同时在对抗中必须无条件承担不利后果所引起的全部责任的一方，也应当在某些方面获得相对应的补偿。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第三方面，从诉讼证明的角度来看，在刑事诉讼中证明不仅仅存在于审判中，可以说凡将不能全真复制或再现的事实作为某种权利决定的依据时，都要求证明的存在，而作为强制措施适用依据的“社会危险性”是从已发生行为中反映出来的与刑事诉讼的正常进行紧密相关的一种可能性，依据已经发生的行为或已经存在的事实对将来可能发生的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或风险评估，对于它证明更是必不可少的[2]。既然“社会危险性”的认定中存在证明那也就应当存在更进一步的证明责任的承担，而作为刑事诉讼中的一种风险负担，它也必定与某种法律后果相联系，当提出主张一方不能合理化排除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时，其应当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对此也可以理解为，对于提出主张一方而言，存在并能够证明与之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时，该依据也应当是其必须合理化排除的内容，反之，对于提出主张一方的相对方而言，客观存在并能够证明与提出主张一方主张相反的可能性的依据也应当具有着证明的优先性，因而，在这里我们将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作为判断社会危险性优先考虑的主导因素，也可以作为是指控以证明为基础的具体体现罢。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具体可表现为三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作用力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或者也可表述为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当然在这里我们仍然要强调这种决定性的作用也只能是相对的决定性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基本丧失行动能力的疾病——下肢瘫痪，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虽不能绝对排除其社会危险性，但可以决定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明显相对较弱的状态。
在第二种情况下，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即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使得我们在社会危险性是否存在或者程度强弱的判断中不能充分排除其社会危险性处于一种相对较强的状态，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患有使其对特种药物产生持续依赖性的疾病—晚期视网膜型糖尿病，除非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即极有可能导致其眼睛流血甚至失明，但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贩卖毒品罪并可能被判处死刑，这时如逃避侦查或审判肯定会导致其不可能持续按照专业医生根据病情所开的剂量服用特种胰岛素，其必须承受着双目失明的风险，但是在对死的恐惧和对生的渴求面前这种风险已经显得并不重要，这使得逃避侦查或审判致刑事诉讼无法进行的可能性处于无法合理性排除的状况，以此可进一步确认其具有相对较强的社会危险性。
在第三种情况下，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处于相对均势，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可以推出在未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合理化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但同时其不能彻底否定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的存在，同样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可以推出在非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时不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其也不能彻底否定采取限制人身自由强制措施足以合理化排除其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表面看来虽然在这两种不同方向的作用力的对抗中谁也没有取得明显的优势，但这时仍应遵循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应居主导地位的原则，既然没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曾经具的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对社会危险性的促进力明显大于其作为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这一状态对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那么便应当认为妇女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这一特殊状态使得在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合理性。
（二）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
我们之所以有必要考察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关系，是因为在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既有社会危险性的弱化因素也有社会危险性的强化因素，而且在相当多的情况下，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有可能将两方面的因素同时集于一身，此时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因其证明力的不同方向而发生直接的对抗，我们所要考察的也正是这种对抗中所存在的规律性的东西[3]。我们在前面已经对“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应居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使人相信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一命题做出了初步论证，基于相同的理由，我们可以由此更进一步的推出“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的判断中应处于主导地位，除非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这种对抗可能存在于以下两种情况：
在第一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不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不具有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此时，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成了判断“社会危险性”的决定性因素，此时，对抗只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即在没有充分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作用时，优先考虑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在社会危险性预测中的作用，而且这种优先性的丧失只能基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的主导地位的确立。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过失致人重伤罪，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的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在没有被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的情况下故意逃避使审判活动无法正常进行，此时，对抗只发生在涉嫌或被控犯罪的性质、严重程度及其可能的判罚与是否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些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依据有利于强制措施效力承担者——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相对主导作用原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妨碍刑事诉讼的前科这一条件既不能合理性排除与之证明结果相反的可能性，也不能至少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方面明显大于涉嫌或被控犯罪的过失性质、可能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判罚在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因而，可确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只具有相对较弱的社会危险性，即可证明未对其采取剥夺人身自由强制措施已足以排除妨碍刑事诉讼的可能性更具相对合理性。
在第二种情况下，以明确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具有形成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为前提，或者说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而言，其在生理能力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化排除或明显弱化社会危险性的因素，但并不能直接成为“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决定性因素，其主导地位的是否确立还有待于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结果，当然同时存在的两个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也只是决定 “社会危险性”大小或强弱的部分因素，此时，既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也有发生在不同证明方向的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和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之间的对抗，两种对抗结果在主导性因素的确立过程中都直接发挥作用，例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其所涉嫌的或被指控的罪名为故意伤害罪并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但其在前一次刑事诉讼过程中曾经有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其故意逃避使侦查活动无法正常进行，在本例中，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正在怀孕、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不能直接确立社会危险性的主导地位，而必须以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与可能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之间的对抗结果为前提，故意的犯罪性质、妨碍刑事诉讼正常进行的前科在受到可能被判处较低刑罚的弱化后，其既不能有充分的理由证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强化因素在致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明显大于影响心理因素的条件中的社会危险性弱化因素阻碍形成社会危险性时所发生的作用，当然就更不能否定影响生理因素的条件对社会危险性的阻碍力的主导地位。实际也就是通过二次论证来确立居于主导地位的证明因素。

参考文献：
[1]王占洲、林苇：“当事人取保候审权利保护之不足”[J]，《贵州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1（4）。
[2][英]伯特兰.罗素：《逻辑与知识》[M]，苑莉均译，北京：商务印馆，1996。
[3][德]黑格尔：《逻辑学》（下卷）[M]，杨一之译，北京：商务印馆，2003。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


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正）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1997年12月11日上海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十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12月15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关于修改〈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的决定》修正）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旅馆、印章刻制、印刷、旧货、音像制品复制等特种行业和下列公共场所：
（一）舞厅、卡拉ＯＫ厅（包房）、游戏（艺）机房、台球室、游乐场等营业性娱乐场所（以下统称娱乐场所）：
（二）电影院、剧场、音像制品放映场所；
（三）设置按摩项目的服务场所；
（四）咖啡馆、茶座、经营酒类的餐饮场所；
（五）体育场（馆）、游泳池（场）、溜冰场、营业性射击场；
（六）大型公众性临时活动场所。
第三条 上海市公安局是本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实施本条例。区、县公安部门和专业公安部门具体负责管辖范围内的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工作。
第四条 本市工商行政、劳动和社会保障、体育、旅游、文化广播影视、绿化、商业、卫生和新闻出版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配合公安部门做好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

第二章 许可和审核
第五条 开办特种行业或者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应当取得公安部门颁发的《上海市特种行业许可证》（以下简称《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上海市公共场所治安许可证》（以下简称《公共场所许可证》）以及其他有关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许可证
和营业执照。
开办娱乐场所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在申领营业执照前，应当经公安部门审核同意。
第六条 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营业场地的布局和设施符合治安管理要求；
（二）符合该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规定的资质条件；
（三）有治安管理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措施；
（四）有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领《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开办娱乐场所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建筑物及各项设施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二）有与经营项目、活动人员容量相适应的场地；
（三）营业场地的布局和设施符合治安管理要求；
（四）有符合条件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一）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自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之日起未满三年的；
（二）因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贪污贿赂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并不得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管理活动：
（一）因犯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赌博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违反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规定，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自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满三年的。
第十条 国家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第十一条 申请开办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公安部门或者有关的专业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安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发给《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签署娱乐场所治安核准意见书；
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上述内书面告知申请单位。
举办大型公众性临时活动的单位，应当在举办活动预定日的十五日前，向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有关的专业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安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审核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发给《公共场所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书面告知申请单
位。
禁止租借、转让、复制、涂改、伪造《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娱乐场所治安核准意见书。
第十二条 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变更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单位名称、核定的布局设施、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发证的公安部门备案。
娱乐场所单位变更经营方式、核定的布局设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核准的公安部门备案。
第十三条 持有《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的单位，应当接受原发证公安部门的年度审核。

第三章 从业管理
第十四条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聘用的从业人员应当持有合法的身份证明或者务工证明，境外人员还应当符合国家和本市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五条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聘用的保安人员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本市常住户口；
（二）具有初中以上学历；
（三）未受过刑事处罚，但过失犯罪除外。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的保安人员、登记员、贵重物品保管员等特殊岗位的从业人员以及按摩和客房服务部门的负责人，应当接受有关法律、法规和治安业务的培训，并经公安部门考核合格，持证上岗。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的经营负责人，应当接受公安部门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治安业务的培训。
第十六条 经营旅馆业的，应当执行住宿登记、访客管理、贵重物品保管和值班巡查等制度，并遵守下列规定：
（一）旅馆内不得存放危险物品、违禁物品；
（二）旅馆内不得从事色情、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三）建立或者配备与其经营规模相适应的保安部门或者保安人员。
第十七条 经营印章刻制业的，承接印章刻制时，应当查验有效证件并予以登记，不得超出许可范围承接印章刻制业务；对刻制公章的，应当查验由公安部门出具的准刻证明，并按照规定的规格、式样、文字和数量刻制。
生产、经营特种印章制作设备的，应当向公安部门备案。销售特种印章制作设备的，应当将销售情况登记备查。
购买特种印章制作设备的，应当事先经公安部门批准。
第十八条 经营印刷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承印验证登记、监印监销、保管、保密和发货等制度；
（二）不得承接有危害国家安全、封建迷信、色情或者淫秽内容的印刷业务以及国家和本市禁止的其他印刷业务；
（三）不得超出许可范围承接印刷业务；
（四）承接特种印件印刷业务时，须查验由公安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出具的准印证明。
销售、购买多色复印设备的，应当事先经公安部门批准并按照规定使用。
第十九条 经营旧货业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执行收购、寄售、典当和拍卖验证登记制度；
（二）不得收购、寄售、承典、承当或者拍卖国家和本市禁止经营的物品；
（三）不得超出许可范围收购废旧物品；
（四）不得在铁路沿线、机场、码头、军事禁区以及冶炼加工企业附近，设点收购废旧金属物品。
第二十条 经营音像制品复制业的，在承接音像制品复制业务时，应当查验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出具的批准文件；不得承接无批准文件的音像制品复制业务，不得承接有危害国家安全、封建迷信、色情或者淫秽内容的复制业务以及国家和本市禁止的其他复制业务。
购买音像制品复制生产设备的，应当向公安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经营公共场所的，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场所内活动的人员不得超过核定的人数；
（二）发现治安隐患及时整改；
（三）场所内不得从事色情、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毒以及其他违法犯罪活动；
（四）场所内不得从事封建迷信活动；
（五）不得影响周围单位和居民的正常工作、生活。
娱乐场所单位不得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或者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提供方便和条件。
禁止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在娱乐场所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
第二十二条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本条例以及其他有关治安管理的规定。
特种行业的顾客、进入公共场所活动的人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尊重社会公德，维护社会治安秩序。
第二十三条 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发现场所内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违法犯罪嫌疑人、可疑物品，应当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娱乐场所单位发现进入场所的人员在场所内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卖、传播淫秽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从事淫秽、色情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的，必须予以制止，并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娱乐场所单位发现场所内有前款所列行为之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违法犯罪嫌疑人、可疑物品，应当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第二十四条 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是本单位的治安责任人，负责本单位的治安防范工作，并履行下列职责。
（一）审定并落实各项治安防范制度；
（二）检查治安防范工作，提出奖惩建议；
（三）如实向公安部门反映本单位的治安状况，配合公安部门对本单位进行治安检查；
（四）及时制止违法犯罪活动，并向公安部门报告；
（五）发现治安隐患，落实整改措施。
前款规定的治安责任人的职责，不得因承包经营等原因转移给他人。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的承包经营人在承包期间，也应当按照前款规定承担治安防范责任。
第二十五条 公安部门对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进行治安检查时，其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人民警察证件并出示由市公安局统一制发的治安检查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拒绝检查。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被检查单位有权拒绝检查。
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进行治安检查时，应当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打骂、虐待或者侮辱。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人员，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应当给予处罚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擅自开办特种行业或者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的，予以取缔，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清退，并按每聘用一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或者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三）、（五）项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
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六）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七）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八）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第二款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四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九）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未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
（十）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发生在本场所内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元
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没收。
第二十七条 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的，其开办单位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
第二十八条 公安部门应当在作出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处罚决定之日起七日内，将处罚决定抄告有关行政管理部门。
第二十九条 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公安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职权侵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赔偿。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章 附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的责令改正的期限，不得超过十五日；停业整顿的期限为十五日以上六个月以下。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的具体应用问题由市公安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三条 本条例自1998年1月1日起施行。


（2000年12月15日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四十五号 2000年12月15日）


上海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了市人民政府提出的《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修正案（草案）》，决定对《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作如下修改：
一、第一条修改为：“为了加强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的治安管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保障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
定本条例。”
二、第二条修改为：“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旅馆、印章刻制、印刷、旧货、音像制品复制等特种行业和下列公共场所：
“（一）舞厅、卡拉ＯＫ厅（包房）、游戏（艺）机房、台球室、游乐场等营业性娱乐场所（以下统称娱乐场所）；
“（二）电影院、剧场、音像制品放映场所；
“（三）设置按摩项目的服务场所；
“（四）咖啡馆、茶座、经营酒类的餐饮场所；
“（五）体育场（馆）、游泳池（场）、溜冰场、营业性射击场；
“（六）大型公众性临时活动场所。”
三、将第四条中的“劳动”、“文化”、“广播电影电视”、“园林”的用语，分别修改为：“劳动和社会保障”、“文化广播影视”、“绿化”。
四、第二章章名“许可管理”修改为“许可和审核”。
五、第五条第一款中的“开办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修改为：“开办特种行业或者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
第二款修改为：“开办娱乐场所的单位（含个体工商户，下同），在申领营业执照前，应当经公安部门审核同意。”
六、第七条中的“申领《公共场所许可证》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和“治安防范”，分别修改为：“申领《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开办娱乐场所的单位，应当具备下列条件”和“消防安全”；同时删去第（四）项：“（四）有治安管理制度及相应的管理措施”。
七、第八条修改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一）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自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之日起未满三年的；
“（二）因犯有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侵犯财产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贪污贿赂罪，被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五年的。”
八、增加两条，分别作为第九条、第十条：
1、“第九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担任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并不得参与娱乐场所的经营管理活动：
“（一）因犯有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赌博罪，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或者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曾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
“（二）因犯罪曾被剥夺政治权利的；
“（三）因违反娱乐场所的治安管理规定，被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的娱乐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自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满三年的。”
2、将原第八条第（四）项的内容作为第十条，表述为：“第十条 国家机关的在职工作人员不得担任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的法定代表人和经营负责人。”
九、第九条改为第十一条，修改为：“申请开办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的单位，应当向所在地的区、县公安部门或者有关的专业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安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审核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发给《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签署
娱乐场所治安核准意见书；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书面告知申请单位。
“举办大型公众性临时活动的单位，应当在举办活动预定日的十五日前，向所在地的公安部门或者有关的专业公安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公安部门应当自接到申请书之日起五日内审核完毕，对符合条件的，应当发给《公共场所许可证》；对不符合条件的，应当在上述期限内书面告知申请
单位。
“禁止租借、转让、复制、涂改、伪造《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或者娱乐场所治安核准意见书。”
十、第十条改为第十二条，分为两款，修改为：“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变更经营方式、经营范围、单位名称、核定的布局设施、法定代表人或者经营负责人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发证的公安部门备案。
“娱乐场所单位变更经营方式、核定的布局设施的，应当自变更之日起十五日内向原核准的公安部门备案。”
十一、第十三条改为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二款中的“专职安全保卫人员”修改为“保安人员”，第一款中的“具有中等以上学历”修改为“具有初中以上学历”。
增加一款作为第三款：“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单位的经营负责人，应当接受公安部门组织的有关法律、法规和治安业务的培训。”
十二、第十四条改为第十六条，第（三）项中的“安全保卫部门或者安全保卫人员”，修改为“保安部门或者保安人员”。
十三、第十六条改为第十八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二）不得承接有危害国家安全、封建迷信、色情或者淫秽内容的印刷业务以及国家和本市禁止的其他印刷业务”。
十四、第十八条改为第二十条，其中的“不得承接有危害国家安全、封建迷信、色情或者淫秽内容以及国家和本市禁止的其他复制业务”，修改为：“不得承接有危害国家安全、封建迷信、色情或者淫秽内容的复制业务以及国家和本市禁止的其他复制业务”。
十五、第十九条改为第二十一条，增加两款作为第二款、第三款，第二款为：“娱乐场所单位不得提供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或者为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提供方便和条件。”第三款为：“禁止进入娱乐场所的人员在娱乐场所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
十六、第二十一条改为第二十三条，修改为：“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发现场所内有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违法犯罪嫌疑人、可疑物品，应当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娱乐场所单位发现进入场所的人员在场所内卖淫、嫖娼、赌博、吸毒，贩卖、传播淫秽书刊、影片、录像带、录音带、图片及其他淫秽物品，从事淫秽、色情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活动和封建迷信活动，或者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陪侍的，必须予以制止，并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娱乐场所单位发现场所内有前款所列行为之外的违法犯罪活动或者违法犯罪嫌疑人、可疑物品，应当立即向公安部门报告。”
十七、第二十三条改为第二十五条，修改为：“公安部门对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进行治安检查时，其工作人员应当持有人民警察证件并出示由市公安局统一制发的治安检查证件。被检查的单位和个人，不得妨碍、拒绝检查。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违反上述规定的，被检查单位有权
拒绝检查。
“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对特种行业或者公共场所单位进行治安检查时，应当文明执法，公正执法；不得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禁止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人员打骂、虐待或者侮辱。”
十八、第二十四条改为第二十六条，修改为：“违反本条例规定的人员，应当给予治安处罚的，由公安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规定处罚。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应当给予处罚的，法律、行政法规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法律、行政法规没有规定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并依照下列规定给予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五条第一款规定，未取得《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擅自开办特种行业或者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的，予以取缔，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十一条第三款、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止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清退，并按每聘用一人处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四）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十四条规定或者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五）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规定或者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三）、（五）项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
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六）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四）项规定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公共场所许可证》，可以单处或者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
“（七）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八）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四）项或者第二款规定的，处警告、责令停业整顿，并处四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
“（九）特种行业和除娱乐场所外的公共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三款规定，未向公安部门报告的，处警告、一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公共场所许可证》；
“（十）娱乐场所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三条第二款规定，对发生在本场所内的卖淫、嫖娼活动放任不管，不采取措施制止的，责令停业整顿，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建议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吊销营业执照，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千
元以下罚款。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违法所得和非法财物的，由公安部门依法予以没收。”
十九、第二十五条改为第二十七条，修改为：“被吊销《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的，其开办单位五年内不得重新申领《特种行业许可证》或者《公共场所许可证》。”
二十、第二十七条改为第二十九条，第一款中的“公安人员”修改为“公安部门的工作人员”。
此外，根据本决定对部分条文的顺序作相应调整。
本决定自2001年2月1日起施行。《上海市特种行业和公共场所治安管理条例》根据本决定作相应的修正，重新公布。



1997年12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