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春市经济适用住房建设管理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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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百零一条
（按衡平原则减少违约金）
一、违约金明显过多时，即使系基于嗣后原因所造成，法院仍得应债务人之请求而按衡平原则减少之；任何相反之订定，均属无效。
二、如债务已部分履行，则容许在第一款所指情况下减少违约金。
第三分节
债权人迟延
第八百零二条
（要件）
债权人无合理原因不受领依法向其提供之给付，或不作出必要行为以配合债务履行时，即视为债权人迟延。
第八百零三条
（债务人之责任）
一、自债权人迟延时起，对给付之标的，债务人仅就其故意负责，而对标的物所产生之收益，债务人仅就其已获得之收益负责。
二、在债权人迟延期间，无须支付债务之法定或约定利息。
第八百零四条
（风险）
一、债权人迟延时，即须对非出于债务人故意而作出之事实所引致之嗣后给付不能承担风险责任。
二、如属双务合同，且处于迟延中之债权人因给付之嗣后不能而丧失全部或部分债权，则仍须作出其对待给付；但债务人因其债务消灭而获得某种利益时，应在债权人之对待给付中扣除该利益之价额。
第八百零五条
（债务人之解除权）
债务之标的非为交付一物，且债权人处于迟延者，债务人得按规范债务人迟延之规定解除合同。
第八百零六条
（损害赔偿）
处于迟延之债权人应对债务人因提供给付未果、保管及保存有关标的而须作之额外开支给予损害赔偿。
第三节
给付之强制履行
第一分节
履行及执行之诉
第八百零七条
（一般原则）
债务人不自愿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透过司法途径要求债务之履行，并有权依法执行债务人之财产。
第八百零八条
（对第三人财产之执行）
第三人之财产用作担保债权者，又或该财产系导致债权人受到损害之行为之标的，且债权人对该行为所提出之争议被判理由成立者，执行权之标的得为该第三人之财产。
第八百零九条
（对被查封财产之处分或设定负担）
处分被查封之财产或在其上设定负担之行为，对执行人不产生法律效力，但不影响登记规则之适用。
第八百一十条
（债权之查封）
如债务人之某项债权被查封，而该债权因取决于被执行人或其债务人意思之原因在查封后消灭，则该消灭对执行人亦不产生法律效力。
第八百一十一条
（未到期之租金之免除或让与）
对在查封日尚未届满之时段所涉及之未到期租金，于查封前作出免除或让与，不得对抗执行人。
第八百一十二条
（因查封而生之优先权）
一、执行人因查封而取得优先于任何在查封前未有物权担保之债权人受偿之权利，但属法律特别规定之情况除外。
二、如被执行人之财产已先被假扣押，则因查封而生之优先权，其效力即提前在假扣押日产生。
第八百一十三条
（查封物之失去、征收或毁损）
在查封物失去、被征收或价值减少之情况下，如第三人须作损害赔偿，则执行人对有关债权或以赔偿名义支付之款项，保留其对查封物原有之权利。
第八百一十四条
（执行中之变卖）
一、执行中之变卖将被执行人对变卖物之权利转移予取得该物之人。
二、被变卖之财产移转时，其上设定之担保权利即脱离该财产，且在其上设定之任何未在假扣押、查封或有关担保登记日之前登记之物权亦脱离该财产，但在该日前设定、且属无须登记即对第三人产生效力之物权除外。
三、按上款之规定而失效之第三人权利，将转为针对变卖有关财产之所得而存在。
第八百一十五条
（执行他人之物情况下之担保）
一、在执行他人之物之情况下，取得人得要求获得价金之人向其返还价金，并要求有过错之债权人或被执行人弥补损害；第八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适用于该价金之返还。
二、如拥有该执行物之他人曾于变卖行为中或在变卖前申明其权利，而取得人知悉此事，则取得人不可请求弥补损害；但债权人或债务人已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者除外。
三、取得人得代位行使债权人对债务人之权利，以代替要求债权人返还价金。
第八百一十六条
（判给财产及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
以上各条有关变卖之规定，经作出必要配合后，适用于判给财产及透过一次性支付而消除定期金之情况。
第二分节
特定执行
第八百一十七条
（特定物之交付）
如以特定物之交付作为给付内容，则债权人在执行程序中有权要求透过法院向其作出该交付。
第八百一十八条
（可代替事实之作出）
如债权之标的为作出可代替之事实，则在执行程序中债权人有权要求由他人作出该事实，费用由债务人负担。
第八百一十九条
（消极事实之作出）
一、如债务人有义务不为某行为却为之，且工作物已作成，则债权人有权要求将工作物拆除，费用由负有不作为义务之人负担。
二、拆除工作物对债务人造成之损失远超过债权人所受之损失时，上款赋予之权利终止，而债权人仅按一般规定取得对损害赔偿之权利；但工作物构成对债权人之一项绝对权之侵害，且仅透过拆除方可停止该侵害者除外。
第八百二十条
（预约合同）
一、如一人承担订立某合同之义务，而不遵守该预约，则在无相反之协议下，他方当事人得获得一判决，以产生未被该违约人作出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之效力，但此与违约人所承担债务之性质有抵触者除外。
二、为着上款规定之效力，在预约合同中，单纯存在交付订金之事实或曾为合同之不履行而定出违约金，均不视为相反之协议，而预约系涉及有偿移转或设定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之物权时，只要预约取得人已取得合同标的物之交付，即使有相反协议，预约取得人仍享有请求特定执行之权利。
三、应违约人之声请，法院得在产生未被该违约人作出之法律行为意思表示效力之判决中，命令按第四百三十一条之规定变更合同。
四、如须特定执行之预约系涉及订立移转或设定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物权之有偿合同，而在有关房地产或其独立单位上设有抵押权者，则为着消除抵押权，预约中之取得人得声请在第一款所指之判决中，亦判违反预约之人向其交付被抵押担保之债务款项，又或交付作为合同标的之单位所涉及之债务款项，并向其交付已到期及未到期之利息，而该等利息系计至上述款项清付时为止。
五、然而，仅在同时具备下列条件之情况下，方适用上款之规定：
ａ） 有关抵押权之设定后于预约之订立；
ｂ） 有关抵押权之设定旨在就违反预约之人对第三人之一项债务作担保，且预约中之取得人非与该债务人共同承担该债务；
ｃ） 抵押权之消灭既不先于上述移转或设定，亦非与其同时者。
六、如属预约中之债务人可主张不履行抗辩之合同，而声请人在法院为其定出之期间内不作出其给付之提存，则有关诉讼将被判理由不成立。
第八百二十一条
（订立合同之法定义务）
上条第一款及第六款之制度适用于存在订立合同法定义务之情况。
第四节
向债权人作出之财产交管
第八百二十二条
（概念）
向债权人作出之财产交管，系指全部或部分债权人受债务人委托清算债务人全部或部分财产，并为满足其债权而彼此分配从清算有关财产而获得之收益。
第八百二十三条
（方式）
一、交管不仅应以书面作出，且尚须符合对有效移转交管之财产所要求之方式。
二、交管涉及须作登记之财产者，应予登记。
第八百二十四条
（交管财产之执行）
交管之财产尚未被转让时，未参与财产交管之债权人仍可执行该交管之财产；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及在交管后拥有债权之人不享有该执行权利。
第八百二十五条
（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及债务人之权利）
一、财产交管期间，有关财产之管理及处分权专属于接受交管财产之人。
二、然而，债务人对债权人之管理及处分仍拥有监督权，并有权在清算完结时要求提交报告；如交管期超逾一年，则有权在每年年终要求提交报告。
第八百二十六条
（债务人债务之解除）
仅自债权人从有关清算所得之收益中受领归其收取之部分时起，债务人之债务方按债权人受领之限度获得解除。
第八百二十七条
（交管之取消）
一、债务人对接受交管财产之人履行债务后，得随时取消交管。
二、取消不具追溯效力。
第八章
履行以外之债务消灭原因
第一节
代物清偿
第八百二十八条
（容许情况）
如所给付之物或权利与应给付之物或权利不同，即使其价值较高者，亦仅在债权人容许时，债务人之债务方获解除。
第八百二十九条
（物或权利之瑕疵）
受领代物清偿之债权人按买卖规定享有对移转之物或权利之瑕疵担保；但债权人得不接受该物或权利，而选择获得原定之给付及所受损害之弥补。
第八百三十条
（代物清偿之无效或撤销）
如代物清偿基于可归责于债权人之原因而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获悉代物清偿之日明知该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三十一条
（方便受偿之代物清偿）
一、如债务人所作之给付与应作之给付不同，以方便债权人透过该给付所实现之价值而满足其债权时，则该债权仅于获得满足之时按满足程度而消灭。
二、如以让与某项债权或承担某项债务为代物清偿之标的，则推定该代物清偿系按上款规定作出。
第二节
提存
第八百三十二条
（提存之发生）
一、在以下任一情况下，债务人得透过存放应给付之物解除债务：
ａ） 债务人基于债权人本人之任何原因以致不能作出给付或不能稳妥作出给付，且债务人对此并无过错者；
ｂ） 债权人处于迟延。
二、提存属自愿性。
第八百三十三条
（第三人之提存）
提存得应有权作出给付之第三人之要求而作出。
第八百三十四条
（取决于其它给付之履行）
如债务人有权在债权人作出对待给付时方作出履行，则债务人可要求在债权人未作出该给付前不将提存物交付债权人。
第八百三十五条
（提存物之交付）
提存后，保管提存物之人有义务将提存物交付债权人，而债权人亦有权要求其交付提存物。
第八百三十六条
（提存之废止）
一、债务人得透过在有关程序中作出意思表示将提存废止，并要求返还提存物。
二、如债权人已透过在有关程序中作出意思表示接受提存，或提存经确定判决视为有效，则废止之权利即消灭。
第八百三十七条
（债务之消灭）
提存经债权人接受或透过法院裁判而被宣告为有效时，债务人即如同已于提存日对债权人作出给付而获解除债务。
第三节
抵销
第八百三十八条
（要件）
一、如两人互为对方之债权人及债务人，则在同时符合下列要件下，任一人均得以其本身之债务与其债权人之债务抵销而解除债务：
ａ） 其债权系可透过司法途径予以请求，且不能援用实体法上之永久抗辩或一时抗辩以对抗该债权；
ｂ） 两项债务之标的均为种类及质量相同之可代替物。
二、如该两项债务之数额不同，得以相对应部分作抵销。
三、即使债务未经结算，仍可作抵销。
第八百三十九条
（抵销之实行）
一、抵销须透过一方当事人向他方作出意思表示为之。
二、抵销之意思表示，如附有条件或期限，不产生法律效力。
第八百四十条
（无偿给予之期限）
无偿给予债务人期限之债权人，不得在期限届至前抵销其债务。
第八百四十一条
（时效已完成之债权）
债权之时效虽完成，但在该债权与另一债权可相互抵销之日尚未能主张该时效之完成者，则仍可作抵销。
第八百四十二条
（债权间之相互关系）
一、抵销仅得涉及表意人之债务，而不得涉及第三人之债务，即使表意人可代替第三人作出给付亦然；但因第三人之债务而作出之执行将导致表意人有丧失其权益之危险者除外。
二、表意人仅得使用其债权作抵销，而不得使用他人之债权作抵销，即使获有关权利人同意亦然；表意人使用其债权作抵销，仅对其债权人产生效力。
第八百四十三条
（履行地点之不同）
一、即使两项债务应于不同地点履行，仍可作抵销，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二、然而，表意人有义务弥补他方当事人因不在原定地点受领其债权或履行其债务而遭受之损害。
第八百四十四条
（抵销之排除）
一、下列债权不得因抵销而消灭：
ａ） 因故意作出之不法事实而生之债权；
ｂ） 不能查封之债权，但两项债权性质相同者除外；
ｃ） 属澳门地区之债权，但法律容许抵销，又或抵销人须作给付之机构同为应清偿抵销人债权之机构者除外。
二、如抵销导致在有关债权可相互抵销前设定之第三人权利受损害，又或债务人曾放弃抵销，则亦不容许抵销。
第八百四十五条
（追溯效力）
抵销之意思表示作出后，双方债权视为已于可相互抵销时消灭。
第八百四十六条
（多项债权）
一、一方或他方当事人具有数项可抵销之债权时，由表意人选择所消灭之债权。
二、在表意人无作出选择之情况下，适用第七百七十三条及第七百七十四条之规定。
第八百四十七条
（抵销之无效或撤销）
抵销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后，有关债务继续存在；然而，如导致该抵销无效或可予撤销之情况系可归责于任一当事人，则由第三人为该当事人利益而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在抵销之意思表示作出时，第三人明知有关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四节
更新
第八百四十八条
（客体更新）
债务人对债权人承担一项新债务以取代原债务者为客体更新。
第八百四十九条
（主体更新）
因新债权人取代原债权人而使债务人对新债权人负有新债务者，为取代债权人之更新；新债务人取代原债务人承担新债务，而使债权人解除原债务人之债务者，为取代债务人之更新。
第八百五十条
（法律行为之意思表示）
承担新债务以取代原债务之意思，应明示表示之。
第八百五十一条
（更新之不产生效力）
一、如承担新债务时原债务已消灭，又或原债务其后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更新不产生法律效力。
二、如新债务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原债务继续存在；然而，如导致该债务无效或可予撤销之情况系可归责于债权人，则由第三人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获悉更新之日明知新债务之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五十二条
（担保）
一、原债务因更新而消灭；如无明确保留，则确保原债务之履行之担保亦告消灭，即使属依法产生之担保亦然。
二、涉及由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时，亦需要有该人作出之明确保留。
第八百五十三条
（防御方法）
可用以对抗原有之债之防御方法不得对抗新债权，但另有订定者除外。
第五节
免除
第八百五十四条
（免除之合同性质）
一、债权人得透过与债务人订立合同而免除债务人之债务。
二、以生前法律行为所作之免除如具有慷慨行为之性质，即视为第九百三十四条及其后各条之规定所指之赠与。
第八百五十五条
（连带之债）
一、免除一连带债务人之债务者，仅就该债务人之债务部分解除其它连带债务人之债务。
二、如债权人在上款所指之情况下保留对其他债务人之全部权利，则其它债务人亦保留对被免除债务之债务人之全部求偿权。
三、如一连带债权人免除债务人之债务，则以属作出免除之债权人之部分为限解除该债务人对其他债权人之债务。
第八百五十六条
（不可分之债）
一、不可分之债之债权人免除债务人中之一人之债务者，适用第五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二、债权人中之一人免除债务人之债务者，并不解除该债务人对其他债权人之债务；但该等债权人仅在将免除债务之债权人所占部分之价额交付债务人时，方得要求债务人作出给付。
第八百五十七条
（对第三人产生之效力）
一、免除债务人之债务，亦使第三人受益。
二、免除保证人中之一人之保证债务，亦使其它保证人就该保证人之部分受益；然而，如其它保证人同意该免除，则该等保证人均须对全部债务承担责任，但另有意思表示者除外。
三、如因可归责于债权人之事实而导致其作出之免除被宣告无效或撤销，则由第三人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第三人在其获悉该免除之日明知有关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八百五十八条
（担保之放弃）
放弃债务之担保不推定为免除债务。
第六节
混同
第八百五十九条
（概念）
一人就同一债务既为债权人亦为债务人者，债权及债务即告消灭。
第八百六十条
（连带之债）
一、如一人既为连带债务人亦为债权人，则以属该债务人之债务部分为限解除其它债务人之债务。
二、如一人既为连带债权人亦为债务人，则债务人即获解除属该连带债权人部分之债务。
第八百六十一条
（不可分之债）
一、在有数名债务人之不可分之债中，如一人既为债权人亦为债务人，则适用第五百二十九条之规定。
二、在有数名债权人之不可分之债中，如因其中一债权人亦为债务人而发生混同之情况，则适用第八百五十六条第二款之规定。
第八百六十二条
（对第三人产生之效力）
一、第三人之权利不因混同而受影响。
二、如于债权上为第三人设有用益权或质权，则在该用益权人或质权人利益所要求之限度内，有关债权不受混同影响而继续存在。
三、一人既为债务人亦为保证人者，保证即告消灭，但债权人对该担保之继续存在具有正当利益者除外。
四、在一人既为抵押物或质物之债权人亦为所有人之情况下，如债权人对抵押权及质权之继续存在具有利益，则在该利益可要求之限度内，该抵押权或质权仍继续存在。
第八百六十三条
（分开之财产）
如债权与债务分属不同之财产，则不发生混同。
第八百六十四条
（混同之终止）
一、如破坏混同之事实先于混同本身发生而使混同消除，则债务及其从属之债务重新出现，即使对第三人亦同。
二、如混同之终止可归责于债权人，则由第三人所提供之担保不重新出现，但该第三人在获悉混同之日明知该瑕疵存在者除外。
第二编
各种合同
第一章
买卖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八百六十五条
（概念）
买卖系将一物之所有权或将其它权利移转以收取价金之合同。
第八百六十六条
（方式）
不动产之买卖合同，须以公证法所规定之方式订立，方为有效。
第八百六十七条
（争讼中之物或权利之买卖）
一、按第五百七十三条及第五百七十五条之规定，法律不容许受让争讼中之债权或权利之人，不得直接或透过他人而成为争讼中之物或权利之买受人。
二、违反上款规定之买卖除属无效外，亦导致买受人负有按一般规定弥补所造成损害之义务。
三、买受人不得主张上述之无效。
第八百六十八条
（合同费用）
合同费用及其它附带费用，均由买受人负担，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二节
买卖之效力
第八百六十九条
（基本效力）
买卖之基本效力如下：
ａ）将物之所有权或将权利之拥有权移转；
ｂ）物之交付义务；
ｃ）价金之支付义务。
第八百七十条
（将来之财产、待收孳息及一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
一、在出卖将来之财产、待收孳息或一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时，出卖人有义务按照所订定之内容或订立合同当时之具体情况而采取必要措施，使买受人能取得所出卖之财产。
二、如双方当事人给予有关合同射幸性质，即使财产最终并未移转，价金仍须支付。
第八百七十一条
（不确定存在或不确定拥有权之财产）
如就不确定是否存在或不确定拥有权谁属之财产进行买卖，且在合同内指出该不确定性，则即使财产不存在或不属于出卖人，价金仍须支付，但双方当事人指出有关合同不具射幸性质者除外。
第八百七十二条
（物之交付）
一、标的物应按买卖时所处之状况交付。
二、除另有订定外，交付义务之范围，包括标的物之本质构成部分或非本质构成部分、待收孳息及与标的物或权利有关之文件。
三、如上述文件内载有涉及出卖人利益之其它事宜，则出卖人有义务交付载有涉及买卖标的物或权利部分文件之认证缮本或具同等效力之影印本。
第八百七十三条
（价金之确定）
一、如公共实体并无定出有关价格，且双方当事人既无确定价金，亦无约定确定价金之方式，则以出卖人于订立合同日通常采用之价金为合同价金；如无该价金，则以订立合同时于买受人应履行合同地之市价为合同价金；上述规则不足以确定价金时，由法院按衡平原则之判断确定之。
二、当事人约定采用公平价格进行交易时，适用上款之规定。
第八百七十四条
（价金之减少）
一、按第二百八十五条或其它法律规定，买卖之范围缩至其标的中之一部分时，如在合同之总价金中曾明确指出该部分之价金，则以此作为该有效部分之价金。
二、如无明确指出该有效部分之价金，则以估价方式定出须减少之部分。
第八百七十五条
（支付价金之时间及地点）
一、价金应在交付出卖物之时刻及地点支付。
二、然而，如价金因双方订定或按习惯而无须在交付出卖物时支付，则应在债权人于价金债务履行时之住所为之。
第八百七十六条
（价金之欠付）
出卖人移转物之所有权或物上之权利及交付该物后，即不得以欠付价金为由解除合同，但另有约定者除外。
第三节
须计算、称量或度量之物之买卖
第八百七十七条
（买卖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
买卖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时，即使出卖之实际数量与合同内所表示之出卖数量不符，仍须根据出卖物之实际数目、重量或度量按比例支付价金。
第八百七十八条
（买卖不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
一、买卖不按单位定价之特定物时，即使在合同中曾指明出卖物之数目、重量或度量，而所指明之内容与实际不符，买受人仍须支付所订立之价金。
二、然而，如实际数量与合同内所表示之数量相差逾二十分之一，则价金须按比例增减。
第八百七十九条
（不足额与超出额之抵销）
仅以单一价金买卖特定且同类之多物，并指明各物之重量或度量时，如就其中一物或数物所定出之数量少于实际之数量，而就另一物或数物所定出之数量多于实际之数量者，则不足额与超出额之重合部分相互抵销。
第八百八十条
（收取价金差额权利之失效）
一、收取价金差额之权利，按照所涉及之物为动产或不动产而分别自物之交付经过六个月或一年失效；然而，如仅于交付后方可要求支付该差额，则有关期间由可提出该要求之时起计。
二、涉及应从一地运往另一地之物之买卖时，由交付日起算之上款所指期间，仅自买受人受领标的物之日起计。
第八百八十一条
（合同之解除）
一、因适用第八百七十七条或第八百七十八条第二款之规定而须支付之价金，超出按所定出之数量计得之价金二十分之一时，如出卖人要求支付该超出部分，则买受人有权解除合同，但其所为属欺诈者除外。
二、解除合同之权利，自出卖人以书面要求支付该超出部分时起经过三个月失效。
第四节
他人财产之买卖
第八百八十二条
（买卖之无效）
如出卖人不具出卖他人财产之正当性，则买卖属无效；但出卖人不得以无效对抗善意买受人，而存有欺诈之买受人亦不得以无效对抗善意出卖人。
第八百八十三条
（他人财产视作将来财产）
然而，如双方当事人均视他人财产为将来财产，则就他人财产之买卖须遵守有关将来财产之买卖制度。
第八百八十四条
（价金之返还）
一、他人财产之买卖属无效时，善意买受人有权要求返还全部价金，即使财产已失去、毁损或基于任何原因而减低价值者亦然。
二、然而，如买受人因财产之失去或减低价值而取得利益，则该利益应在出卖人须向买受人返还之价金及支付之赔偿内扣除。
第八百八十五条
（购自商人之物）
权利人向第三人要求取回由该第三人从进行同一种类物之交易之商人善意购入之物时，须向该第三人返还其为购入该物所支付之价金；但该权利人对有过错造成此损失之人享有求偿权。
第八百八十六条
（使合同转为有效）
出卖人一经以某种方式取得出卖物之所有权或所出卖之权利，合同即转为有效，而该所有权或权利则移转予买受人。
第八百八十七条
（合同不能转为有效之情况）
一、然而，发生下列任一事实时，合同不能转为有效：
ａ） 一方立约人已针对他方请求法院宣告合同无效；
ｂ） 已返还全部或部分价金，或支付全部或部分赔偿，且为债权人所接受；
ｃ） 在立约人所达成之和解中，已承认合同无效；
ｄ） 一方立约人已透过书面方式向他方表示希望合同被宣告无效。
二、上款ａ项及ｄ项之规定，不影响第八百八十二条第二部分规定之适用。
第八百八十八条
（使合同转为有效之义务）
一、如买受人为善意，则出卖人有义务取得出卖物之所有权或所出卖之权利，以补正买卖之无效。
二、存在上述义务时，买受人得要求如该义务未在法院定出之期间内履行，即产生上条第一款ａ项所指之效果。
第八百八十九条
（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一方立约人所为属善意，而他方存有欺诈时，善意之一方有权按一般规定获得损害赔偿；在合同之无效获得补正之情况下，赔偿范围包括如合同自始有效即不遭受之全部损失，而在无效不获得补正之情况下，则包括如合同未经订立即不遭受之全部损失。
第八百九十条
（无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出卖人之行为即使无欺诈、或甚至无过错，仍有义务向善意买受人作损害赔偿；然而，在上述任一情况下，赔偿之范围只包括非因奢侈开支而生之损害。
第八百九十一条
（未使买卖转为有效之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一、如出卖人须就不履行因买卖无效而生之补正义务或迟延履行该义务承担责任，则应在有关损害赔偿上附加以上各条所规定之损害赔偿中非涉及同一损失之部分。
二、然而，如属第八百八十九条所指之情况，则买受人为收取所失利益之损害赔偿，应在因订立无效合同而所失之利益与因未使合同有效或迟延履行此义务而所失之利益中作出选择。
第八百九十二条
（支付改善费之担保）
出卖人连带担保支付应由物主偿还予善意买受人之改善费。
第八百九十三条
（合同之部分无效）
合同涉及之财产中只有部分属他人所有，且合同之另一部分因适用第二百八十五条之规定而为有效时，对合同之无效部分应遵守以上各项规定，而合同中所订定之价金则应按比例减少。
第八百九十四条
（候补规定）
一、如有相反约定，则不适用第八百八十四条、第八百八十八条第一款、第八百九十条、第八百九十一条第一款及第八百九十二条之规定，但因该约定而获益之立约人所为属欺诈，他方立约人为善意者除外。
二、如出卖人作出合同意思表示，指出不担保其本身之正当性或对他人之追夺不予负责，则不适用上款所指之全部法律规定，但第八百八十四条之规定除外。
三、买卖合同仅因出卖人不具正当性而按本节规定属无效者，合同中排除第一款所指候补规定之条款仍为有效。
第八百九十五条
（本节范围）
本节之规定仅适用于以他人之物当作本人之物而进行之买卖。
第五节
附负担财产之买卖
第八百九十六条
（因错误或欺诈而生之可撤销性）
如移转之权利上附有某些未于有关合同中指出之负担或限制，且其超出同类权利所固有之一般限制，则只要亦符合因错误或欺诈而可作出撤销之法定要件，该合同可因错误或欺诈而撤销。
第八百九十七条
（合同成为有效）
一、如权利上附有之负担或限制基于任何原因而消失，则合同之可撤销性即获补正。
二、然而，如因上述负担或限制之存在已对买受人造成损失，或买受人已请求法院撤销有关买卖，则可撤销性继续维持。
第八百九十八条
（使合同成为有效之义务）
一、出卖人有义务消除所存有之负担或限制，以补正合同之可撤销性。
二、消除之期间，由法院应买受人声请而定出。
第八百九十九条
（登记之注销）
出卖人应自付费用促使注销载于登记上但实际不存在之任何负担或限制。
第九百条
（欺诈情况下之损害赔偿）
在欺诈情况下，出卖人应在买卖合同撤销后，向买受人赔偿如该合同未经订立其即不遭受之损失。


　　内容提要: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和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并且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手段的缺陷，不值得借鉴。比较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一、引言
随着我国民事立法进程的不断推进，人格权立法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虽然民法学界针对未来中国民法典中，究竟有无必要单独设置人格权编，尚没有形成一致看法[1]。但笔者认为，这一分歧并不妨碍目前民法学界通力合作，制定一部单行的人格权法。关于人格权立法的必要性，学界并不存在分歧，存在分歧的是未来中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安排问题。从这个角度看，民法学界完全可以先解决人格权立法问题，至于说这部分立法，如何纳入未来中国民法典中，则可以继续讨论下去。其实，不仅拟议中的人格权法会面临这一问题，即使已经制定的《合同法》、《物权法》以及《侵权责任法》，它们以何种方式整合到未来的民法典中，仍然是开放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讨论。
人格权立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处理“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所谓非典型人格利益，是指没有被类型化的、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人格利益。典型的人格权所保护的也是人格利益，它在性质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并无区别。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对于典型人格利益，民法采取了赋予利益享有人以“主观权利”的形式来进行保护，而对于非典型人格利益，则没有采取这种法律保护的形式[2]49。那么民法如果要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保护的话，应该采取何种路径?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展开探讨。
二、一元模式（完全的权利化）及其弊端
关于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予以保护的必要性，是一个毋需多说的问题。任何一种在社会经济层面上正当且合法的利益，民法都会以某种方式提供保护，这不会因为有关的利益是否被赋予了权利这样的外衣而存在区别。如果这样，需要提出来加以讨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既然民法对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都会加以保护，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区分“典型人格利益”和“非典型人格利益”呢?如果我们抛弃这样的划分，以某种方式构造出一个涵盖了所有的人格利益的统一的人格权，那么民法如何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不就自动消解了吗?
的确如此。典型人格利益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区分，正是以人格利益上的不完全的权利化为前提的。如果我们构造出一个囊括所有形态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那么上述“典型人格利益”/“非典型人格利益”的划分的确就失去了意义。考虑到这也是一种解决非典型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的思路（虽然它以取消“非典型人格利益”这一概念的方式来解决问题），所以本文也将其作为一种可能的，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模式加以分析。
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曾经对这一思路进行过比较详细的分析[3]。这一思路的要点在于，它从人格统一性理论出发，认为人格利益也是一种具有内在统一性的利益整体。所以在法律上完全可以，而且应该构造出一个一元的、统一的、整体的人格权。这一人格权所保护的人格利益就是作为整体的人所享有的完整的人格利益。在这种模式中，自然人所享有的生命、身体、健康、姓名、肖像、隐私等人格利益，都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一种特殊表现，它们也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受到保护，当它们被侵犯时，也是作为整体的人格利益受到侵犯的一种特殊表现[4]355-405。
构造出一个一元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其实就等于放弃了在人格利益的确认和保护上的传统的“典型性”的原则。在这样的模式之下，这个统一的人格权的客体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内涵和边界，一切取决于如何解释“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由于人格利益这个概念的开放性，它的内涵会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丰富，因此也不会出现某种人格利益在民法上的保护“法无规定”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可以认为它克服了法律形式主义和权利实证化的缺陷。但问题在于，正是由于“人格利益”内涵的高度开放性、不确定性，也同时会带来法律适用上的高度的不确定性。而法律适用上的确定性，同样是一种不容忽视的重要的法律价值，否则的话，法律将失去其行为指引和规划功能，社会生活难以有序展开。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人格权，这种理论模式，在结构上非常类似于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大陆法系传统中的所有权，体现的是对所有人对作为所有权的客体的物的一种最广泛、最绝对的支配和控制。所有权的内涵从理论上来讲是无限的，不可能以正面的方式穷尽地进行列举，只能从反面列举出所有权所受到的限制。那么为什么大陆法系可以构造出一个统一的、无所不包的所有权概念而没有产生非常严重的问题，在人格权的问题上就不能走这条路呢?关键在于，所有权所针对的“有体物”（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在自然界一般都具有某种有形的外观。这一外观能够以相对直观、清晰的方式来提醒社会生活中的个体，权利人所享有的权利的边界在哪里，因此一个内涵及其广泛的所有权的存在，一般而言，不会造成非权利人活动的法律后果的不确定性。相比之下，人格利益的存在形态就比较复杂了。虽然说生命、身体、健康、肖像的存在，还具有某种程度的外在性，名誉、隐私等人格利益则根本没有一个直观的外在形态。如果没有事先确定的相对清晰的保护范围，社会生活中的个体就很难准确评判自己的行为，究竟是否侵犯了他人的人格利益。因此，一个一元化的、涵盖所有类型的人格权，在事实上很难具有一种真正的行为规范和指引的功能，它必须要借助于司法判例，来逐渐形成一些更加具体的关于人格利益的保护范围和保护强度的规则。如果不这样的话，那么它必然是一个空洞的，不具有可操作性的权利类型。
如果是这样，那么一元化模式在本质上并不是一种通过事先确定一系列具体规则的方式，来调整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人格权关系的立法模式，毋宁说是在人格利益的民法调整问题上，全盘地、概括性地授权法官借助于个案对人格利益的界定，通过司法判例积累的方式来逐渐形成相应的规范。这样的思路，且不说它的正常运作需要许多相当苛刻的条件（这些条件在中国当下，基本上不具备）和相当长的时间，在人格权立法的时代，选择走判例法化的道路，显然是不合适的。
作者在先前的论文中比较详细地剖析了这一思路的主要缺陷。在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在人格权的基本理论中，“权利化”的路径，本来就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这是因为，人格利益在社会生活中更多呈现出交互性、关系性的特征，法律对涉及人格利益的保护，需要针对不同的人格利益形态，确定不同的保护范围、保护强度和保护方法。因此，民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其主要的目的与民法在财产关系的调整上所采取的“权利化”的路径，表面上类似，实质上却有本质区别。有学者指出，传统的“权利”理论，主要围绕财产权建构起来，其目的在于通过构造一系列自主支配的领域，从而达到定分止争的效果[5]13。如果把权利看作是一种法律上的“力”，这种传统的权利理论并不适用于人格权。人格权的确保护权利人不可侵犯的个人生活领域（privatesphere），在这个范围内没有权利人的同意，不许他人进行干涉。但法律没有规定人格权享有者对其人身的“权力”，至少没有规定人本来就没有的权力;法律只保护人之所以为人被赋予的权利[6]278。正因为如此，传统民法理论，在将人格利益“权利化”的过程中，曾经不无疑虑。我们可以看到，即使在《德国民法典》823条中列举生命、身体、健康、自由的时候，仍然避免使用“权利”的字样。
虽然说经过理论的发展，在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采取“权利化”的路径，学界已经没有什么疑虑，但仍然要注意到，不同类型的人格利益所承载的价值是有区别的。民法对生命、健康等人格法益提供的是最高程度的、近乎无条件的保护，但对名誉、隐私等人格法益的保护，就必须更多地考虑相关的公共利益的权衡问题。因此，人格利益保护的“权利化”，更多地是出于一种在权利与他人自由之间精确划界、在个体需求与公共利益之间审慎权衡的需要。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恰恰是法律对社会生活精细化的调整。
从这个角度看，建构一个一元化的、内涵宽泛无边的人格权，无疑与人格权立法的根本宗旨背道而驰。因此不应当采纳。
三、“一般人格权”保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可适用性
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上，采取完全的“权利化”的保护模式并不合适。因此，必须采取部分的权利化，也就是将部分典型的人格利益，归纳提炼成为一系列保护对象典型，保护范围确定的人格权。只有这样，才符合人格权立法所追求的精细化调整的目标。但由于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以及立法者归纳和提炼能力的有限，这种保护方法，必然导致有些人格利益没有被纳入到任何一种既有的典型人格权保护的范围之中，由此产生人格利益保护上的缺漏。换言之，在这种保护模式之下，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本文所讨论的非典型人格利益的问题。
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目前在中国民法学界影响最大，最有可能被人格权立法所采纳的保护模式是借助于所谓的“一般人格权”概念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一般人格权概念来自于德国民法理论和实践，是德国法上借以实现对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概念工具。笔者在先前发表的一篇论文中对德国法上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7]。在本文中，着重分析这一模式对中国的可适用性问题。
要了解德国法上发展出来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首先需要弄清楚这一理论与上文分析的人格权的一元化的理论模式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来说，二者具有内在的联系，这表现在二者都试图赋予非典型人格利益以某种“权利”的外观。二者的区别在于，在一般人格权理论之下，虽然非典型人格利益穿上了“权利”的外衣，但同时被界定为“框架性权利”（Rahmen-recht）。框架性权利与普通权利的区别主要是侵权行为法层面上的。具体来说，在确定侵权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时候，如果侵犯的是普通的绝对权，那么只要侵害行为符合了侵权的事实构成要件，那么就自动地指示出有关行为的“不法性”。这就是所谓的“结果不法”说[8]85。但如果侵犯的是框架性权利（在德国的语境中，除“一般人格权”外，“营业权”也是框架性权利），根据德国民法理论，在有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的认定问题上，不采取“结果不法”说，而是采取“积极确定不法性”[8]85。所谓积极确定不法性，就是说，某一行为损害了他人框架性权利这一事实本身，并不能自动地指示出该行为的不法性，而是必须以积极的方法来确定侵害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具体就“一般人格权”而言，单纯损害一般人格权的事实，并不自动指示损害行为的不法性，要确定侵害一般人格权的行为是否具有不法性，必须进行法益衡量，必须通过考虑个案的具体情况来确定一般人格权的保护在该案件中可以达到的范围[9]。
通过所谓“框架性权利”的定性，德国民法对侵犯典型的人格权，与侵犯被归纳到一般人格权概念之中的非典型人格法益，在损害赔偿的救济问题上，采取了区分式的保护模式。后者实质上授权法官根据个案具体情况做出裁量，前者更多地采取规则化的调整方法。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比较好地处理了典型人格权的保护与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二者之间的关系，借助于“不法性”认定这个控制阀门，较好地均衡了法律的安全性（它表现为行为人事先预知自己行为的法律后果的可能性）与法律的灵活性（它表现为法官可以通过一般人格权概念，与时俱进地推进对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因为这一原因，这一理论在中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学界所推崇。但问题在于，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究竟是否可以顺当地嫁接在中国民法体系中?经过研究，笔者得出的答案是否定的。
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理论，与德国相对封闭的侵权行为法的构架有密切联系。因此，如果中国的侵权行为法的基本构架不同于德国侵权行为法的构架，那么移植这一理论就存在重大障碍。2009年制定的《侵权责任法》在基本结构上究竟更加接近德国模式还是法国模式，对此学界还在讨论中，但至少从条文字面看（而不是经过了一系列复杂的解释论操作之后），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结构更加接近于法国模式，恐怕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因此，德国式的，将非典型人格利益披上“权利”的外衣，从而将其纳入到德国民法典第823条第1款的规范射程之中的努力，“在中国的语境中根本上就是多此一举的。”[10]事实上，它们是否被叫做“权利”，在中国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构架中，并不影响它们是否能够得到侵权责任法的保护（注：参见《侵权责任法》第2条。关于中国侵权责任法究竟是否对权利和利益采取区分式的保护，相关的论述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82页以下。）。
不仅如此，由于中国侵权法理论并不将“不法性”作为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因此德国理论上通过“不法性”认定的不同方法，作为区分“普通权利”与“框架性权利”的标准的做法，在中国无法落实。因此中国民法理论借鉴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难免会产生水土不服。生搬硬套的结果必然是使得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概念，在中国的语境中流变为上文分析的一元化的人格权概念，而这恰恰是我们在人格权立法过程中试图避免的结果。
退一步说，即使中国民法学界恰当地理解了德国民法理论中的一般人格权概念的功能，还是必须注意到，这个概念在德国的语境中仅仅只是在损害赔偿救济的层面上发挥作用，并不具有将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权利化处理之后所具有的一般性意义。具体来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在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概念操作之后，也只限于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侵权损害赔偿层面上的救济。但问题在于，法律上对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也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对于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而言，后者有时更加重要。单一的损害赔偿的救济方法，容易导致人格利益被强制性地纳入到市场交换的逻辑之中。那么除了损害赔偿之外的这些救济方法是否可以在“一般人格权”的框架之下实现呢?仔细分析就可以发现，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救济手段（也包括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救济手段），主要是作为对绝对权的保护手段而存在。要使得一般人格权能够获得这些救济，必须以一般人格权具有普通的绝对权的性质为前提。而这一点恰恰是德国民法理论努力排除的：一般人格权最重要的特点恰恰在于，它不具有普通的人格权所具有的那种绝对权性质。
弄清楚了这一点，就可以明了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理论的特点。这种特点同时也是一种不折不扣的缺陷，因为它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局限于从损害赔偿的角度来看待非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仍然是传统民法的财产中心主义的一种残留[11]。中国民法如果要摆脱这一缺陷，那么就不能照搬德国民法中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更不能把它作为一种对非典型人格利益进行保护的制度模式。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的侵权责任法在体系上试图摆脱以“损害赔偿救济”为中心来建构侵权行为法的民法传统，而是力图建构出一个完整的包括事前预防、事后救济的民法保护体系，因此无论是典型的权利，还是非典型的利益，在原则上都可以享有全面的保护，而并非局限于损害赔偿救济。《侵权责任法》第21条规定：“侵权行为危及他人人身、财产安全的，被侵权人可以请求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侵权责任”。这里提到的“人身”，当然包括非典型的人格利益。由此可见，我国民法并未把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局限在损害赔偿的救济之上，而是同样提供全面的救济手段。就此而言，即使从制定法的层面上看，我国在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上，也不再适宜借鉴德国法上的一般人格权的理论框架。
四、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保护非典型人格利益
立足于上文的批判性的分析，笔者主张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可以立足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相对于前面提到的保护模式，这是一种更妥当的制度构架。
具体而言，笔者认为，在中国的人格权立法中，首先需要确定“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构成整个人格权立法的价值基础。在这一原则的统领下，规定一系列典型的人格权（例如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等等）。对于未被典型的人格权所涵盖的非典型人格利益，如果有保护的必要，可诉诸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获得民法上的保护。这样的保护包括但不局限于损害赔偿的救济，在有必要时，也包括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各种救济手段。当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基于“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判案，对非典型人格利益提供法律保护时，必须符合适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守的要求。这些要求主要包括但不局限于：对判决结果的实质合理性与妥当性，需要有更加充分和严格的论证;更加关注人格保护原则与其他法律原则和法律价值的权衡;更加注重相关案件可能具有的“先例”意义，以及在社会政策层面上可能产生的系统性后果等等（关于运用法律原则作为填补法律漏洞的方法，参见［德］卡尔·拉伦茨：《法学方法论》，陈爱娥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246页以下。）。诉诸于“人格保护”原则，应该遵循法律适用上的“避免向一般条款逃逸”的规则：如果有具体的规则可以遵循，应该尽可能适用规则，而不轻易诉诸于基本原则来做出判断，只有在的确有必要的时候，才可以援引法律原则来判案。
为了进一步论证笔者的上述主张，首先需要分析民法上对利益给予保护时，区分“权利化了的法益”与“未权利化的法益”的深层次的理由。我国民法学界注意到当今世界许多国家的侵权行为法发展的趋势是区分“权利”与“法律上的利益”，对二者的损害赔偿救济设置不同的控制要件。对侵害“法律上的利益”造成损害的情形，往往要求法官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形来认定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或者要求行为人主观上为故意并且违背善良风俗。主流学说认为，通过这种方法，可以限制对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给予损害赔偿救济，由此可以比较好地协调“法益保护”与“他人自由的保障”这两个相互对立的诉求[12]295。但严格说来，在侵犯权利造成的损害与所谓的纯粹经济损失之间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限（注：事实上，即使在德国法上，所有权的内涵本身也并不确定。所谓“继续性侵蚀”以及“功能侵害”等理论就表明了这一点。See．B．S．Markesinis＆H．Unberath，The German Law of Torts：A Comparative Treatise4，Hart Publishing，Oxford and Portland，2002，p．50．）。法律上对二者之所以采取“差别待遇”，在根本上来源于两种不同的法律推理和适用模式。
在侵权行为法的视域中，对任何法益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给予损害赔偿救济，都必须要进行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然后得出是否给予救济的结论。如果这方面的权衡在立法阶段就已经得到充分考虑，并且立法者已经把经过利益衡量、政策判断之后得出的结论，归纳为明确具体的法律条文，那么司法者原则上就不再需要从事这一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三段论式的法律形式推理。但如果立法者基于各种考虑，在立法阶段没有能够进行相应工作，那么法官就必须在个案裁判中从事本来应该由立法者进行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工作，这时的法律适用往往表现为一种非三段论式的实质推理（因为这时不存在法官可以直接适用的条文，充其量只有内涵不确定的法律原则作为其判断的出发点）。
弄清楚了民法上存在的“权利”?“利益”的区分保护模式的实质之后，我们可以看到，民法之所以尽量将典型的法益的边界、内涵界定清楚，并且赋予其权利的形态，主要目的在于增加法律的确定性，以及体现“立法者优位”这一民主政治原则，并不是因为未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与获得权利化形态的利益相比，具有某种“劣后”性质。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在上文批评了德国的一般人格权理论。因为这种理论，把民法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潜在地限制于损害赔偿的救济手段之中。这不符合现代社会中日益受到强调的“人格保护”的价值诉求。
民法在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给予保护的时候，之所以更多地强调要更多地基于利益衡量来判断是否给予保护，不是因为这种利益本身的合理性值得怀疑，而是因为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范围，强度和保护方法，这些问题没有在立法者那里得到精确考量，因此司法者不得不接续立法者的工作。
从这个角度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模式的考虑，不应该局限在损害赔偿救济的有无这个问题之上，它应该有着更高的层次。这也正是笔者主张通过“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的基本理由。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并不局限于损害赔偿问题，而是潜在地与民法上的各种救济和保障措施相联系。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人格保护不能完全依托于传统的损害赔偿法的框架。
其次需要说明的是，为什么有必要借助于人格权立法的契机，在中国民法中正式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笔者在先前的一篇论文中已经论证了“人的保护”已经逐渐成为现代民法的价值基础[11]。相关的论证，这里不再赘述。需要强调的是，在欧美主要国家，“人格保护”作为法律原则，或者作为基本的法律价值，往往规定在宪法或基本法之中。然后借助于有效运作的违宪审查制度，将这一原则全面渗透到民法各项制度之中。在中国，由于违宪审查制度的缺失，宪法缺乏实质上的拘束力和执行力，因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恐怕难以复制欧美的路径。基于这一考虑，笔者认为，民法的立法者有必要在民法的层面上，明确将“人格保护”确立为民法的一项基本原则。这样的话，即使不借助于民法宪法化的话语模式，民法也具备了落实“人格保护”这一体现现代法律文明的核心价值的规范基础[13]。规定“人格保护”法律原则的最合适的地方，毫无疑问就是在拟议中的《人格权法》的开篇之处。
有了明确规定的“人格保护”原则，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将迎刃而解。这一原则，一方面是一种法律价值的公开宣示，在另一方面，也是面向法官的授权。它授权法官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根据这一原则的精神，处理立法者没有预见到的人格保护问题，去面对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的人格利益的保护问题。这一原则，将成为中国的人格权法发展的源头活水。
运用法律原则来实现法律规范的漏洞填补和动态发展，对于中国民法学界而言，这种做法并不陌生。在学界制定合同法草案的时候，曾经建议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官可以援引诚实信用原则判案，并且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批准[14]。笔者支持法官在必要时有权援引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但不赞同法官适用法律原则来处理案件时，必须进行某种特别的审级上的控制。只要处理案件的法官明确地意识到运用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时候，必须承担更多的实质正当性的论证责任（阿列克西的法律论证理论意义上的）;必须如同一个立法者那样，进行精细的利益衡量和政策判断（瑞士民法典第1条意义上的），对案件判决的后果，社会意义，保持一种高度的敏感（波斯纳的法律实用主义意义上），那么不需要一个更高级别的法院的批准，我们也可以对法官判决的合理性具有足够的信心。
避免最高法院介入的另一个实质性理由是，让运用“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处理案件的判例自身保持一种弹性，本身是有益的。这样可以通过不同判例的竞争，来淘汰那些不合理的判例中的司法立场，逐渐巩固合理判例中的意见。如果案件必须通过最高法院的批准，那么它似乎一下子就具有了获得最高法院认可的“指导案例”的权威地位，这反而不利于逐渐筛选出优秀的、合理的判例。
五、结论
在人格利益的民法保护问题上，不宜构造出一个潜在地包含所有类型的人格利益的一元人格权。这种模式忽视了人格利益的特性，损害法律适用的基本的可预测性。来自德国民法的一般人格权理论，无法与中国民法理论和制度衔接，自身也存在过度限制法律对非典型人格利益保护的缺陷，不值得借鉴。合适中国的做法是确立“人格保护”的法律原则。当存在人格法益保护的法律漏洞的时候，诉诸这一原则来实现对非典型人格利益的保护。
结合上文的论述，本文为拟议中的《人格权法》应当确定的“人格保护”的基本原则，拟定如下条文：“自然人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侵害他人人格尊严，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注释:
[1]王利明．人格权制度在中国民法典中的地位［J］．法学研究，2003，(2);梁慧星．民法典不应该单独设立人格权编［N］．法制日报，2002－8－4．
[2]Adriano De Cupis．I diritti della perosnalità［M］．Milano，1982．
[3]薛军．人格权的两种基本理论模式与中国的人格权立法［J］．法商研究，2004，(4)．
[4]Cfr．，D．Messinetti．Personalità(diritti della)，in ED，XXXIII［M］．Milano，1983．
[5]Cfr．，C．M．Bianca．Diritto civile(VI)．la proprietà［M］．Milano，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