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实施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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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人大常委会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第48号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已由甘肃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于2011年9月29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甘肃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11年9月29日



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办法

2011年9月29日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预防与应急准备、监测与预警、应急处置与救援、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应对活动，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严重社会危害，需要采取应急处置措施予以应对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



突发事件的等级和分级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四条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坚持以人为本、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的原则，实行统一领导、综合协调、分类管理、分级负责、属地管理为主的应急管理体制。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对工作负责，设立突发事件应急委员会，统一领导、协调本行政区域应急管理和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实际需要，设立各类突发事件专项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协调、指挥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应急委员会由本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负责人、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有关负责人组成。



应急委员会设立办事机构，负责本级人民政府应急委员会的日常工作，履行值守应急、信息汇总分析、综合协调、督查指导等职责。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根据本级人民政府在应急预案中确定的职责，指导、协助下级人民政府及其相应部门做好相关类别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做好所辖区域突发事件的有关应对工作。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配合人民政府做好突发事件应对的有关工作。



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应急体系建设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编制专项规划，并组织实施。



第八条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经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予以保障，专款专用，审计、财政部门应当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第九条　突发事件应对工作实行行政领导负责制和责任追究制，纳入政府绩效评估。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社会动员机制，发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在应急工作中的作用，增强全民的公共安全和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全社会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建立健全突发事件信息公开制度和重特大突发事件新闻报道快速反应及舆情收集、分析机制，加强对信息发布、新闻报道工作的组织协调和管理。



第二章　预防与应急准备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制定本区域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



机关、团体和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制定应急预案的要求，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本单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制定本区域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大型社会活动的主办者应当按照规定，制定保障活动安全的应急预案。



第十三条　下列单位应当制定突发事件具体应急预案：



（一）采（选）矿、冶炼企业，建筑施工单位；



（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放射性物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运、使用单位；



（三）供（排）水、发（供）电、供油、供气、交通、通信、广播电视、水利灌溉、江河水库大坝等公共设施的经营、管理单位；



（四）学校、幼儿园、图书馆、医院、金融证券交易场所、车站、机场、港口、码头、体育场（馆）、商（市）场，影剧院、休闲娱乐场所、宾馆、饭店、公园、旅游景区（点）等公共场所的经营、管理单位；



（五）公共交通工具的经营、管理单位；



（六）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单位。



第十四条　应急预案应当结合本地区、本单位实际，具体规定突发事件应对工作的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突发事件的预防与预警机制、处置程序、应急保障措施以及事后恢复与重建等内容，并适时进行修订。应急预案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社会公布。



下级人民政府的应急预案应当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部门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同级人民政府备案；街道办事处的应急预案应当报县级人民政府备案。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的应急预案应当报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相关主管部门备案，没有主管部门的，报所在地县（市、区）人民政府备案。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专业人才库，聘请有关专家组成专家组，为突发事件应对工作提供分析评估、决策咨询和处置建议，必要时可以直接参加应急处置工作。



第十六条　城乡规划应当符合预防、处置突发事件的需要，统筹规划应对突发事件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合理确定应急避难场所。



既有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设备不符合应对突发事件需要的，当地人民政府、相关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确定的应急避难场所，应当设置明显标识和导引图，并向社会公布。应急避难场所的规划、建设可以利用现有公园、广场、人防工程等设施。



应急避难场所的所有权人或者管理使用单位应当定期对应急避难场所进行维护管理，保证其正常使用。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应急救援物资、应急处置装备和生活必需品的储备保障制度，统筹各类应急物资日常准备和应急状态时的生产、调配、供应，并建立省内跨区域的应急物资调剂渠道。



有关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组织、协调应急物资储备工作，建设应急物资储备库，完善重要应急物资的监管、生产、储备、调拨和紧急配送体系；根据需要，可以在应急避难场所设立物资储备间，配备必要的食品、药品等应急物资，并定期更新。



第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突发事件风险管理体系，健全风险识别、评估、控制等风险管理制度和风险管理信息化系统，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综合性评估。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于每年三月底前对上年度突发事件应对工作进行评估，对本年度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分析，提出对策，并报上一级政府备案。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建立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制度，对可能引发社会安全事件的矛盾纠纷，应当采取措施及时予以化解。



第二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应急管理培训制度，针对不同对象确定培训内容、考核标准，定期开展培训。



第二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应急救援队伍建设，建立应急救援组织机构。



应急救援队伍服从人民政府的统一指挥、调度。



第二十二条　县级以上应急委员会、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加强对应急救援队伍的培训，按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



有关部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其他企业、事业单位应当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应急演练和应急知识普及活动。



第二十三条　学校、幼儿园应当将火灾、中毒、传染性疾病、交通事故、洪水、地震、溺水、触电、烧伤及紧急疏散等应急知识纳入教学内容，开展应急知识教育。



教育主管部门应当对学校、幼儿园开展应急知识教育进行指导和监督。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制定应急管理技术系统建设规范，统一规划建设应急管理信息化工程，保证应急管理技术系统互联互通、资源共享。



省人民政府负责建立全省应急平台体系和统一的数据库；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本行政区域应急平台和统一的数据库，并纳入全省应急平台体系。



全省应急平台体系承担突发事件的监测监控、预测预警、信息报告、综合研判、辅助决策、指挥调度、异地会商、事后评估等职能。



第二十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依托科研院所、高等院校和检测检验机构，加强公共安全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形成应急科技支撑体系。



第三章　监测与预警



第二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水文、气象、环境、地震、地质灾害、卫生、消防等监测装备和设施建设，完善监测技术和手段，提高监测水平。



建立专业监测和社会监测相结合的突发事件监测体系，建立健全基础信息数据库，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进行跨部门、跨区域的综合监测。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健全值班制度，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



第二十七条　建立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和监测网点、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构成的信息收集与报送网络，通过多种途径收集突发事件信息。



县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在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建立信息报告员制度。



第二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专业机构应当对收集和接报的各类突发事件信息及时进行分析和判断，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向上一级机关报告，必要时可以越级报告。对可能危及部队及军事机关安全，或者需要动用部队参与处置的突发事件信息，在报上一级政府机关时，应当通报驻当地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



第二十九条　获悉发生或者可能发生突发事件信息的行政机关报送信息时，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突发事件信息的报送，应当做到及时、客观、真实和准确，不得迟报、谎报、瞒报、漏报，涉及国家秘密的，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二）对敏感事件或者发生在重点地区、特殊时间的突发事件信息，应当按应急预案的规定及时报告；



（三）法定节假日及重要会议和重大活动等特殊时期，实行每日报告制度；



（四）及时续报事件处置的进展情况，直至应急处置工作结束。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与通信、广播、电视、报纸、网络等传媒之间的信息传输通道，完善气象、洪涝、地质灾害等突发事件预警系统，加强偏远高风险地区紧急预警信息发布设施建设。



第三十一条　可以预警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或者公共卫生事件，即将发生或者发生的可能性增大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权限和程序，及时发布相应级别的警报，宣布有关地区进入预警期，并启动应急预案，根据预警级别依法采取相应措施，做好应对工作准备。



第三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发布警报后，应当根据事态的发展，按照有关规定适时调整预警级别并予以发布，同时调整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有事实证明不可能发生突发事件或者危险已经解除的，发布警报的人民政府及人民政府授权的有关部门应当及时宣布解除警报，终止预警期，并解除已经采取的有关措施。



第四章　应急处置与救援



第三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性质、特点，立即依法采取相应措施，组织紧急救援，维护社会秩序，防止事态恶性发展。



第三十四条　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需要在突发事件发生地成立现场应急指挥机构，具体组织、指挥和协调突发事件应对处置工作。



第三十五条　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处置突发事件的需要，引导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参与或者配合突发事件应对工作。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服从人民政府的指挥和安排，有序参加应急处置与救援工作。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应急委员会、专项应急指挥机构应当组织协调运输经营单位，优先运送处置突发事件所需物资、设备、工具、应急救援人员和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配有统一应急标志的交通工具在应急处置与救援期间优先通行。



第三十七条　负责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及时向受到突发事件危害的人员提供食品、饮用水、住所等基本生活保障。在灾民临时安置场所设立基本生活保障和心理干预服务站点，配备必要的公众信息传播设施。



第三十八条　在紧急情况下，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可以灵活确定应急处置措施的步骤、顺序、方式、形式和时限。



应急处置措施可能影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采取处置措施的人员应当履行表明身份、告知事由、说明理由等程序义务。



第五章　事后恢复与重建



第三十九条　突发事件的威胁和危害得到控制或者消除后，履行统一领导职责或者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应当停止执行应急处置措施，同时采取或者继续实施必要措施，防止发生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的次生、衍生事件或者重新引发社会安全事件。



第四十条　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后，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及时组织相关部门和专业技术力量，按照有关规定对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进行统计、核实和评估。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恢复与重建工作的统一领导和部署，按照短期恢复与长远发展并重的原则，制定恢复重建计划，落实恢复重建所需的资金、物资和技术保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恢复与重建资金和物资的监督管理，保证其规范使用。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力量尽快恢复受影响地区的生产、生活和社会秩序，尽快组织修复被损坏的交通、通信、供水、供电、供气、供热、排水、广播、电视等公共设施，及时组织救援物资和生活必需品的调拨，保障居民基本生活。



第四十三条　负责组织处置突发事件的人民政府因应对突发事件，造成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财产损失的，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给予补偿。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本办法的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已经规定法律责任的，从其规定。



第四十五条　在突发事件应对工作中，各级人民政府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上级行政机关或者监察部门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未按照规定制定应急预案的；



（二）未对不符合突发事件应对需要的建筑物、构筑物和其他设施、设备采取必要防范措施的；



（三）未对危险源、危险区域进行调查登记、动态管理和定期检查、监控的；



（四）未按照规定建立应急救援队伍或者组织开展应急演练的；



（五）未按照规定实行二十四小时值班的；　



（六）未按照规定报告突发事件信息的；



（七）未按恢复重建规划要求进行恢复重建项目建设的。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12年1月1日起施行。






　　　　　　　　　　　　试析死者人格利益的不同保护期限

　　　　　　　　　　　　　北安市人民法院 钱贵

通说认为，人格权的客体是人格利益。然人格利益是仅以精神利益为内容，还是兼有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两方面内容，学界见解不一，[1]这造成了死者人格利益保护的理论解读差异。[2]如果认为人格利益的内容仅限于精神利益，由于死亡导致精神利益主体消灭精神利益亦当然消灭，那么法律保护死者的人格利益只能从公共利益、近亲属利益或法益等角度得到合理解释，其保护期限也应着眼于这些角度确定；如果承认人格利益包含财产利益，则因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而不因死者死亡而消灭，因此其保护期限应从保护继承人、财产权存续期限等角度确定。
自上世纪以来，在比较法上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与财产双重利益，已成为普遍趋势。[3]人格权之财产利益存在两种典型保护模式：英美法的独立财产权（公开权）保护模式和德国法的人格权保护模式。美国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例是haelan laboratories inc. v. topps chewing gun inc．案，[4]在该案中，弗兰克法官区分隐私权中的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创设了“公开权”一词，将其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从隐私权中剥离出来。[5]后经nimmer教授等学者进一步梳理阐释，公开权作为一项独立财产权的理论得以确立。[6]最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zacchini v. scripps-howard broadcasting co.一案中正式认可了公开权应受保护。[7]而在德国，法院通过适用“一般人格权”为他人身份的商业利益提供保护。[8]在paul dahlke案中，法院认为未经许可在广告中使用原告照片构成对人格权的侵害，但赔偿的理由是应当对使用照片支付费用，而不是基于对人格的损害赔偿。[9]在marlene dietrich案中，判决强调肖像权虽源于对人格尊严的保护，但也包含对其商业利益的保护。[10]因此，在德国法保护模式中对姓名、肖像等人格特征的商业利用，构成人格权的一项内容或权能。
在我国，虽然多数学者认可人格利益包含直接或间接的财产利益，但对保护模式存在争议。一种观点主张采取独立财产权保护模式，建立形象权制度保护人格的商业利用。[11]另一种观点主张生者人格上财产利益采人格权保护模式、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采公开权保护模式。[12]我认为，如果承认这样一个前提，即人格利益包含精神利益和财产利益，那么可得出以下结论：1.人格之精神利益随自然人死亡而消灭，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保护实际上是对死者近亲属精神利益的保护；2.人格之财产利益不因自然人死亡而消灭，而由继承人继承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3.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应分别着眼于两类利益的性质及保护对象来确定。
首先，人格权之精神利益是权利人享有的人格独立、人格平等、人格尊严等不具有直接财产内容的利益。该利益的专属性决定了权利人死亡必然导致该利益因丧失依托而归消灭。关于死者不再享有精神利益的理论依据，已有学者作了详尽阐释。[13]惟应注意，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应否保护及如何保护，各国态度不尽相同。英美法不承认死者享有精神利益。在英美法上，不存在死者名誉权保护的问题，仅在受害人为生者的情况下才可能构成侵害名誉权的侵权行为。[14]英国普通法不能对死者死后人格权提供任何保护，即使是在严重侵害死者名誉的情况下也是如此。[15]法国与英美类似。法国法院认为，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所涉及的当事人是这一权利的惟一享有人，权利人死亡，为尊重其私生活而提起诉讼的权利即告消灭。私生活受到尊重的权利仅属于活着的人，不能转移给继承人。[16]但在德国等其他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承认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的法律保护。在德国，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直接说”，即保护对象为死者本人。承认死者部分权利能力的做法见诸于德国法院，依据相关判决，“对人格权的保护价值超越了一个人的权利能力”，“对人格权的法律保护不因死亡而终止……一个人对个人价值和尊严的一般权利在死后继续存在。”[17]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解释说，人的权利能力消灭后，其人格仍有保护的价值；不对死者进行贬低性评价或歪曲性描述，是出于对死者的尊重。因此，死者的近亲属有权利要求制止或收回对死者的不实之词。这种做法并不与人的权利能力因死亡而消灭的原则相背离，也不是说与人密切相关的一般人格权可以转让或者继承。[18]在我国台湾地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采取“间接说”，即其保护对象为死者近亲属。在2007年“蒋孝严诉陈水扁侵害蒋介石名誉权案”（又称“蒋介石名誉案”）中，法院认为被告的行为不成立对死者名誉权的侵害，但构成对死者近亲属人格权的侵害。[19]
个人认为，对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保护，我国宜采“间接说”，即人格权之精神利益因权利人死亡而消灭，死者近亲属因侵权行为受有精神损害，以其自身权利受侵害获得救济。主要理由在于以下三点：其一，我国现行法规定自然人权利能力终于死亡，若采德国“直接说”承认死者享有权利能力，必然与之抵牾过甚；其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精神损害赔偿解释》）第3条规定，死者人格利益受侵害时，其近亲属遭受精神痛苦可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显采“间接说”；其三，从相关判例来看，各级法院虽在“直接说”、“间接说”、“混合说”之间摇摆不定，[20]但“间接说”近年来正逐渐成为主流观点。[21]
其次，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由死者近亲属继承，在法定期限内仍受保护。在美国，公开权可否继承曾存在极大争议。[22]1975年的price v. hal roach studio案[23]和1987年的state ex. rel. elvis presley int’1 mem’1 found. v. cromwell案[24]明确表明公开权作为一项财产权具有可继承性。在普通法中承认公开权的美国新泽西州、佐治亚州、弗吉尼亚州等州和适用民法典的加利福尼亚州、[25]印第安纳州，[26]均已承认公开权可以继承。虽然美国还有很多州对公开权可否继承未作规定，但已就公开权继承问题作出规定的绝大多数州均肯定公开权的可继承性。[27]在德国，《艺术与摄影作品著作权法》第22条规定：“肖像的传播与公开展示须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权人允许他人为自己制作肖像并获得报酬，视为同意。肖像权人死亡后10年内须经其亲属同意。”但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何保护则未作规定。1989年heinz erhard案具有开创性意义，该案承认了死者近亲属对死者肖像以外的人格特征（如嗓音）也享有支配权，死者近亲属同样有权许可他人使用死者其他人格特征以获取许可使用费。[28]
在我国，实务上认为死者人格利益保护主要针对精神利益，对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则持否定态度。在前述“鲁迅姓名权案”中，法院认为，“鲁迅精神是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不能成为谋取商业利益的工具。将鲁迅姓名注册为域名用于商业用途，或将鲁迅域名标价出售，既会对鲁迅后人包括周海婴造成精神痛苦，同时也会对中华民族感情造成伤害。”“周海婴作为鲁迅先生之子，有权继承鲁迅先生的物质遗产，亦对鲁迅先生的姓名、名誉等享有精神利益，有权维护鲁迅先生的姓名不受侵害，但是姓名权本身作为人格权的一部分，随着自然人死亡而消灭，不发生继承的问题。”该判决否认了死者姓名具有财产利益及可继承性。笔者认为，该案的判决结果及判决理由均值得商榷，应承认死者人格利益的财产性和可继承性。主要理由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承认人格权具有精神、财产双重利益及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的可继承性已是各国的通行做法。其二，承认姓名权、肖像权的财产权能，存在现行法依据。《民法通则》第99条规定，姓名权的内容包括决定、使用、变更姓名等权能，其使用权能当然应包含商业使用与非商业使用。该条还规定禁止他人盗用、假冒权利人的姓名，盗用、假冒行为亦包含以商业利用为目的的行为。《民法通则》第100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39条更直接表明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的权能。其三，《继承法》第3条规定的遗产范围包括“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和“其他合法财产”。依体系解释规则，在法律文本设定的特定语境下，前后多处使用的同一术语可能指称的都是区别于惯常含义的特别含义，此时的体系解释就应当因循语境下的特别含义。[29]“著作权、专利权中的财产权利”实质上是知识产权之财产权能；“其他合法财产”相应地可解释为其他权利中的财产权能，亦包括人格权之财产权能。另外，学理上亦认为与人格物质载体相区分的人格权或已经商业化的人格权（如肖像权）受侵害，非财产损害赔偿请求权也应该允许继承。[30]其四，在司法实务上，在“蓝天野诉天伦王朝饭店有限公司等侵犯肖像权、名誉权案”中，法院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并判令被告向肖像权人支付肖像使用费。[31]该案虽未明确人格之财产利益可否继承，但该案肯定了肖像权具有商业利用权能，为承认该权能之可继承性留下余地。
最后，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财产利益保护期限具有差异性，该差异性取决于此两种利益的主体和性质之差异性。一方面，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精神利益，实为侵害行为给死者近亲属造成精神损害，法律所保护的精神利益之主体为死者近亲属。该精神利益因与主体不可分而不具有可让与性、可继承性，因此，该精神利益的保护期限如何确定，取决于立法政策对死者近亲属范围的划定，亦即在这些主体的生存期限内此种精神利益为法律所保护。另一方面，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具有可继承性，所谓侵害死者人格之财产利益，实为侵害继承人所享有的财产利益。该财产利益的保护期限并非继承人之生存期限，而取决于立法政策对该类财产利益所认可之存续期限。

法律文献：
[1]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不具有直接的财产内容（参见魏振瀛主编：《民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21页）；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格利益具有精神和财产双重内容（参见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89～90页；马特、袁雪石：《人格权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7页）。
[2]参见孙加锋：《依法保护死者名誉的原因及方式》，《法律科学》1991年第3期；于德香：《析民事权利与民事权利能力可以适当分离》，《政治与法律》1992年第2期；麻昌华：《论死者名誉的法律保护》，《法商研究》1996年第6期；葛云松：《死者生前人格利益的法律保护》，《比较法研究》2002年第4期；张红：《死者生前人格上财产利益之保护》，《法学研究》2011年第2期。
[3]see p. cane, tort law and economic interests, 2nd edition,oxford,1996,p.5；王泽鉴：《人格权的性质及构造：精神利益与财产利益的保护》，《台湾本土法学》2008年第105期。
[4]see 202 f. 2d 866(2d cir. 1953)．
[5]事实上，在haelan案之前，美国法院已承认了名人享有利用其肖像谋取收入以及禁止行为人商业性使用其肖像的权利。haelan案的真正意义在于，肯定了公开权可以通过协议或许可的方式进行转让。参见[美]大卫•韦斯特福尔、大卫•兰多：《作为财产权的公开权》，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9页。
[6]see melville b. nimmer, the right of publicity, law＆contemp. probs.，1954, p.19.
[7]see 433 u.s. 562(1977)．
[8]参见[美]苏珊娜•伯格曼：《美国和德国公开权制度的比较研究》，载张民安主编：《公开权侵权责任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9]vgl. bghz 20,345.
[10]vgl. bgh 1, 12,1999.
[11]参见吴汉东：《形象的商品化与商品化的形象权》，《法学》2004年第10期；杨立新、林旭霞：《论形象权的独立地位及其基本内容》，《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年第2期。
[12]参见张红：《死者人格精神利益保护：案例比较与法官造法》，《法商研究》2010年第4期。
[13]同前注[2]，葛云松文；同前注[12]，张红文。
[14]see william lloyd prosser, cases and materials on torts, 8th edition, foundation press,1988, p.877.
[15]参见[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欧洲比较侵权行为法》下卷，焦美华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2页。
[16]参见罗结珍译：《法国民法典》上册，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2页。
[17]同前注[15]，克里斯蒂安•冯•巴尔书，第149页。
[18]参见[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上册，王晓晔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173页。
[19]参见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5页。
[20]《李林诉〈新生界〉杂志社、何建明侵害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8年第2期；《彭家惠诉〈中国故事〉杂志社名誉权纠纷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2年第6期。
[21]参见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同前注[19]，王泽鉴书，第145～148页。
[22]see terrell and j. s. smith, publicity liberty and intellectual property: a conceptual and economic analysis of the inheritability issue, 1985, 34 emory l. j. i．
[23]see 400 f. supp. 836(s.d.n.y.1975)．
[24]see 733 s. w. 2d 89 (tenn. app. 1987)．
[25]see california civil code§3344.
[26]see indiana code § 32-13-1-8.
[27]see restatement,third, unfair competition § 46, comment d.
[28]vgl.olg hamgurg 08.05.89.
[29]see e. kellaway, principl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of statutes, contracts and wills, butterworths, 1995, p. 69.转引自王利明：《法律解释学导论—以民法为视角》，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57页。
[30]参见张平华、刘耀东：《继承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9年版，第93页。
[31]参见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2002)东民初字第6226号民事判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