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关于国有施工企业计交所得税有关问题的请示》的复函

上一篇: 云南省饲料工业管理暂行办法
下一篇: 关于医疗机构登记问题的答复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1996年7月2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5年5月2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关于修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的决定》修正)
【正　　文】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环境保护条例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护和改善生活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体健康，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区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环境，是指大气、水、土地、矿藏、森林、草原、野生生物、自然遗迹、人文遗迹、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城市和乡村等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各种天然的和经过人工改造的自然因素的总体。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区行政区域内的一切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环境保护工作实行预防为主、防治结合、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治理的方针，坚持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质量负责，制定具体的环境保护目标，实行目标责任制。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环境保护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采取有利于环境保护的经济、技术政策和措施，逐步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
第七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重视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普及环境保护科学知识，加强环境保护舆论监督和公众参与，提高公民的环境意识和法制观念。
第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公安、交通、城建、卫生、工商、铁路、民航管理部门和军队等环境保护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环境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土地、地矿、农业、林业、水利、畜牧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第九条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自治区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依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负责兵团管理范围内的环境保护工作，其环境保护管理机构，在业务上接受自治区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领导。兵团各师、农牧团场及兵团在城市范围内的企业、事业单位的环境保护管理工作，应当服从当地人民政府环境保护的统一规划，并接受当地人民政府的监督管理。
第十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保护环境、消除环境污染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破坏环境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制止、举报和控告。
对保护、改善环境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由各级人民政府及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环境监督管理

第十一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监督检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贯彻实施，拟定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计划，加强污染防治、生态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和自然保护区的综合管理。组织开展环境监测、环境保护科学技术研究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调查处理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调解环境污染纠纷。
第十二条 在自治区行政区域内排放污染物的，应当严格执行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对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中未规定的或者需要执行严于国家污染物排放标准的项目，自治区可以制定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向已有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的区域排放污染物的，应当执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
第十三条 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建立环境监测网络，执行统一的环境监测规范和环境监测资格考核制度。
第十四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所属环境监测机构，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环境监测工作，其监测数据是环境保护执法的依据。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所属的尚未纳入环境监测网络的监测机构，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认可，做出的监测数据可以作为评价环境质量、排污收费和处理污染纠纷的依据。
因监测数据发生争议的，由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测机构进行技术裁定。
第十五条 在工业比较集中、排污量较大的地区、流域和环境质量要求高的区域，实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制度。
自治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和各污染源排放污染物的种类及排放限量，由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提出，报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根据自治区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确定本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实施方案。
第十六条 对造成环境严重污染的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经营者，应当限期治理。中央和自治区人民政府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自治区人民政府决定；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直接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由自治州（地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自治州人民政府（地区行政公署）决定；市、县或者市、县以下人民政府管辖的企业、事业单位的限期治理决定，由市、县人民政府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决定。经同级人民政府授权，对企事业单位限期治理的决定也可以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个体经营者的限期治理，由市、县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作出。
被限期治理的企业、事业单位必须如期完成治理任务，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检查验收，并向同级人民政府报告验收结果。
责令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必须由作出限期治理决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决定；责令中央驻疆企业、事业单位停业、关闭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七条 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严格履行职责，组织、协调对长期造成区域环境严重污染的单位，采取有效措施，实行污染物集中控制。
造成环境污染或者破坏的单位和个人不履行治理责任的，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有权组织其他单位代行治理，代行治理的费用由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八条 凡超过国家和地方污染物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应当按规定缴纳超标排污费，并负责治理。
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应当缴纳排污费；超过排放标准排放污染物已征收超标准排污费的，不再重复征收排污费。
征收的排污费和超标准排污费，纳入同级财政专项管理，用于污染防治，不得挪用。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依法行使环境监督管理的部门，有权对本行政区域内排放污染物和造成生态环境破坏及其他公害的单位和个人，依法进行现场检查。被检查单位应当如实反映情况，提供必要的资料，不得以任何借口阻挠检查。
环境执法人员行使现场检查权，必须出示执法证件，并有义务为被检查单位或者个人保守技术秘密和业务秘密。

第三章 保护和改善环境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综合考虑当地的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状况，按照开发利用与保护、增殖并重的方针，制定经济发展政策，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和良性循环，保护和改善环境。
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必须坚持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恢复、谁利用谁补偿的原则，对环境造成影响和破坏的，应当同时承担治理责任。
第二十一条 加强农业环境保护，发展生态农业，保护耕地，推广植物病虫鼠害的综合防治技术，加强化肥、农药、农膜和植物生长调节剂使用的科学管理，防止土壤、农产品污染和土地沙漠化、盐渍化、贫瘠化。
农业用水应当符合农用水质标准。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禁止向农田倾倒、堆存废弃物。
第二十二条 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加强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禁止乱砍滥伐森林。
合理使用草原，保护草原植被，严禁非法滥垦草场，禁止非法在草原乱挖药材、薪柴及其他固沙植物。
保护野生动植物，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非法捕猎、采伐、加工、收购、销售国家和自治区保护的野生动植物及其产品。
第二十三条 保护和改善水域水质，禁止向河流、湖泊、水库以及其他水域倾倒废弃物或者排放油类、酸液、碱液及剧毒废液。在主要水产养殖水体、重点渔业水体或者其他有特殊经济文化价值的水体保护区内，不得设置排污口，已经设置的，应当限期改建。
在划定的饮用水源地一级保护区内，禁止建设有污染的生产设施或者从事其他对饮用水源有污染的活动。
防止地下水污染，禁止采用漫流、渗坑或者以其他可能污染地下水体的方式排放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和其他废弃物。
第二十四条 在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物保护区、居民生活区和其他需要特殊保护的区域内，不得建设污染环境的工业生产设施；建设其他设施的，污染物排放不得超过规定的排放标准。已经建成的设施，其污染物排放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责令其停业、搬迁。
第二十五条 从事对环境有影响的开发建设项目，必须按照国家和自治区的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提出环境影响报告书（表），报有关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后，方可办理其他手续。
承担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的单位，必须具有相应的资格，并对评价结论负责。
第二十六条 城市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城市环境条件和功能区划，合理调整工业结构和建设布局，对大气、水、垃圾等污染实行集中控制和无害化处理，加强城市道路、园林、供排水、供热、绿地的建设和科学管理，开展城市环境综合整治工作。

第四章 防治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

第二十七条 产生环境污染和其他公害的单位，必须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管理制度，采用资源、能源利用率高、污染物排放量少的设备、工艺、技术，实行清洁生产。
第二十八条 建设项目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配套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建设项目防治污染设施，必须经原审批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验收合格后，建设项目方可投入生产或者使用。禁止以延长试生产期为由排放污染物。
改建、扩建和进行技术改造项目，必须对原有的污染同时进行治理。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乡镇、街道企业的环境管理，乡镇、街道企业应当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环境特点，发展无污染或者污染少的生产项目。禁止生产在自然环境中不易分解和能在生物体内蓄积的产生剧毒污染物及强致癌物成份的产品。
第三十条 从事电镀、制革、造纸制浆、漂染、有色金属冶炼、土硫磺、土炼焦、土炼油、小化工以及噪声震动等对环境污染严重的工业项目，必须采取污染防治措施，排放的各种污染物应当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标准；超过规定标准的，应当限期治理，或者责令其停业、关闭。
第三十一条 兴办饮食、娱乐等经营服务业的单位和个人，应当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保持经营场所的整洁卫生，市场管理部门应协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加强监督管理，防止污染环境和破坏城镇居民生活环境。
第三十二条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必须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办理排污申请登记手续，执行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制度，按照审查批准的《排放许可证》规定的污染物排放种类、数量、浓度等排放污染物。
排放污染物的单位需对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等作重大变动时，应当在改变之前１５日内重新办理申报登记手续。
第三十三条 防治污染的设施不得擅自停运、拆除或者闲置，确需停运、拆除或者闲置的，必须提前向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需要暂时停运的，应当在１５日内予以批复；对需拆除或者闲置的，应当在３０日内予以批复。
第三十四条 从事环境污染防治工程设计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环境工程设计证书》。
第三十五条 对国家明令禁止和限期淘汰的严重污染环境的落后生产工艺和生产设备不得转移给其他单位或者个人使用。
第三十六条 从国外和区外引进技术、设备、产品，必须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环境保护的规定，禁止将国外、区外的垃圾、放射性污染物及有毒有害废弃物转移到区内倾倒、堆放和处置。
口岸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依法对废旧物进口及其经营活动，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七条 生产、储存、运输、销售、使用有毒化学品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物品，必须遵守国家和自治区有关规定，防止环境污染。
产生放射性废物和废放射源的，必须向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在指定的放射性废物库贮存，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自行处置。
放射性污染的废旧物件、材料的回收利用，必须经严格的去污处理，达到防护要求，并经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检查批准；未经去污处理或者经去污处理未达到标准的，严禁在社会上流散使用。
第三十八条 产生噪声的机械设备、机动车辆、航空器以及其他噪声源，应当采取消声防震措施，达到国家规定的噪声排放标准。禁止在公共场所或者商业活动中使用大功率广播喇叭。禁止夜间１０点至次日凌晨５点（乌鲁木齐时间）在居民区、教学区、疗养区从事建筑施工作业等噪声超标的各种活动，确需连续进行的，必须报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主管部门批准。
第三十九条 严格限制向大气排放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气和粉尘；确需排放的，必须经过净化处理，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各种机动车辆排放尾气必须符合国家和自治区规定的排放标准。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公安、交通等有关部门，加强对机动车辆尾气排放的监测。对经检验未达到尾气排放标准的机动车辆，采取限期治理措施。
不得擅自在人口集中的地区熔化或者焚烧沥青、油毡、橡胶、塑料、皮革以及其他产生有毒有害烟尘和恶臭气体的物质；确需熔化或者焚烧的，必须报经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四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对废气、废渣、废膜等废弃物进行回收利用，对从事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单位和个人在政策上给予优惠。
对暂时不能利用的废弃物，应当进行净化及无害化处理或者在指定的地点堆放。有毒有害废弃物的贮存，应当采取防水、防渗或者密封措施。
第四十一条 因发生事故或者其他突发性事件，造成或者可能造成污染事故和生态环境破坏的单位，必须立即采取应急措施进行处理，并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同时向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报告，接受调查处理。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事故报告后，应当立即组织调查处理。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对违反本条例，应当受到处罚的行为，依照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环境监督管理部门，根据不同情节给予警告或者处以罚款：
（一）引进不符合国家和自治区环境保护规定要求的技术和设备的；
（二）未经批准，夜间在居民区、教学区、疗养区进行产生噪声污染，影响居民休息的建筑施工作业的；
（三）回收利用放射性污染的废旧物件、材料，未经去污处理或者经去污处理未达到标准，流入社会的。
有前款第（一）项行为的，处二千元至二万元罚款；有前款第（二）项、第（三）项行为之一的，处五百元至一万元罚款。
第四十三条 对逾期未完成限期治理任务的企业、事业单位，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除加收２倍超标准排污费外，可根据所造成的危害后果，处以一万元至十万元罚款，或者责令停业、关闭。
第四十四条 对违反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造成环境污染和破坏事故的单位，除依法予以处罚外，对直接责任人员和有关主管人员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机关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五条 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单位和个人，在被处以警告或者罚款后，仍负有消除污染、排除危害，并对直接受到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赔偿损失的责任。
完全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经及时采取措施，仍然不能避免造成环境污染危害的，报当地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免予承担责任。
第四十六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造成土地、森林、草原、水、矿产、渔业、野生动植物等资源破坏的，由对资源保护实施监督管理的主管部门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第四十七条 违反国家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本条例规定，需给予罚款处罚的，其罚款决定权限按下列规定执行：
（一）县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一万元以下罚款；
（二）州、地（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处以五万元以下罚款；
（三）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超过罚款限额的，必须报上一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四十八条 拒绝、阻碍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处罚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作出处罚决定机关的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机关申请复议；对复议决定不服的，可以在接到复议决定之日起１５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五十条 环境保护监督管理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五十一条 本条例具体应用中的问题，由自治区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
第五十二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
丘云卿 丘荣城 余筠源（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
内容提要：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重要作用。现阶段，法律援助面临着种种困境，要解决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并使之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应有作用，就必须明确在现阶段法律援助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尤其是法律院系在法律援助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的资金严重短缺问题。
关键词：法律援助 和谐社会 共同责任 困境 对策

“民主法治”、“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题中之义。[1]法律援助对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以及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党的十六大把“社会更加和谐”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提出，十六届四中全会又把“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党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重申，十六届五中全会再次把“加强和谐社会建设”作为“十一五”计划的重要目标。因而，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下研究法律援助，分析其与和谐社会的关系，探析法律援助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寻求解决的措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法律援助与和谐社会

法律援助又称法律扶助或法律救济，英国《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将其定义为“在免费或收费很少的情况下对需要专业性法律帮助的穷人所给予的帮助”。[2]法律援助制度是贯彻“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宪法原则，保障公民享受公正法律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是否建立起完善的法律援助制度被认为是衡量一个国家法制是否健全，司法人权保障机制是否完善的重要标志，也是衡量社会文明进步程度的重要标尺。法律援助对和谐社会的构建也有着重大作用。
1、法律援助制度是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要条件之一。“权利的充分赋予和权利的有效实现与保障是现代法治的基本内涵之一”，[3]建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并不是只是通过立法把各种权利赋予社会公众，没有必需的司法保障制度保障公民权利的实现再完善的立法也可能是一纸空文。法律援助制度旨在对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保护其合法权益，保障其法定权利得以实现而不致成为空中楼阁，它能够保证让每一位社会成员不因经济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平等地享受到法律的终极关怀，是“一个法治健全的国家不可或缺的司法救济机制”，“法律援助制度是保护公民权利、完善社会主义法治的必然要求”。[4]而法治是和谐社会实现与维系的必要社会环境。
2、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维护社会正义。“法律公正是社会正义的基本内容，司法公
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5] “司法公正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保障，是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6]一个司法不公正的社会无论如何也不能被称之为“和谐社会”。法律援助保障司法公正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保障公民不受经济困难等因素之影响，获得其他有支付能力的公民所享有的法律服务，平等地行使诉讼等权利；另一方面就是使审判程序正当化，平衡控、辩双方势力，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有效辩护，避免不公正判决。司法公正使社会成员信任法律从而更加遵守法律，遵纪守法也是社会和谐的体现。
3、法律援助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机制。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完成改革和发展的繁重任务，必须保持长期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然而，随着改革发展的深入，各种社会矛盾也逐渐暴露：由于拖欠民工工资产生的暴力事件、自杀事件，征用农民土地与城市拆迁问题产生的群众上访并与政府发生冲突的事件近年来诸见报端，影响到社会和谐与稳定。究其原因，很大程度是因为群众因经济原因或法律意识薄弱同时又没享受到必要法律援助，而使事件未能在法律范围内解决而产生社会不和谐之音。因为弱势群体得不到社会救济，不能得到法律帮助，遇到问题就有可能铤而走险，甚至运用暴力手段来获取心理平衡，这将严重影响社会稳定。[7]法律援助作用的充分发挥能使上述事件在法律框架内得到解决，避免社会冲突与动荡，达到和谐社会“安定有序”之要求。

二、中国法律援助：构建和谐社会下的困境

中国的法律援助建设始于1994年司法部首次公开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设想，经过十一年发展已取得一定成就。但应该看到，法律援助在现阶段还面临着种种困境。
1、立法困境。法律援助立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是立法层次不高，已有法规过于粗糙。到目前为止，“《刑事诉讼法》与《律师法》的相关规定[8]和《法律援助条例》构筑了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原则和框架，是中国法律援助制度的重要法律根据”。[9]笔者认为，涉及到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宪法原则及千千万万弱势群体切身利益的法律援助制度，只有两部门法的零星规定及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来规范，不仅存在缺乏对社会团体、法律院系开展法律援助的管理及人员身份问题规定的缺陷，而且也难以令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事业给予足够的重视，这在地方政府对法律援助的经费支持上已有体现。而在国外，人们对法律援助的重视已经提升到了以宪法规范来加以保障的高度。如意大利1949年宪法第24条规定：“贫困者有在任何法院起诉和答辩可能性，应由特别制度保障之”。
2、供需困境。我国现有的法律援助人员所能提供的法律援助还远不能满足我国社会对法律援助的需求。据统计，“我国城市贫困人口有2000万，农村贫困人口有6500万，共8500万。如果按照贫困人口中1％的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85万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共青团中央有关部门统计，全国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有3亿多，如果按万分之一的未成年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则每年有3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又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的调查结果，我国的残疾人有6000万，按1％的残疾人需要法律援助计算，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就有60多万件；同时，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截至1998年我国已有65岁以上的老年人9240万，同样按1％计算，则每年有92万多件法律援助案件。上述几项相加，每年大约有387万
件法律援助案件等待办理。以上计算方法尽管存在交叉，但仍属极为保守的数字”。[10]就目前而言，我国的法律援助案件和事项绝大多数需要律师提供帮助，按每位律师每年无偿办理1－2件法律援助案件计算，我国现有的12万律师只能办理12－24万件法律援助案件。供需之间严重的失衡现象凸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下法律援助困境亟待解决的迫切性。
3、资金困境。我国法律援助资金来源主要是财政拨款，资金来源的单一性在现阶段决定了法律援助资金困境的必然性。据日前司法部公布的数据，2004年全国各地法律援助财政拨款总额为2.1712亿元，[11]分摊到我国13亿人身上，人均法律援助经费仅一角多钱！而2004年全国法律服务人员实际办理的法律援助案件为190187件，[12]按每件案件花费1200元计，[13] 2004年法律援助经费需2.2822亿元，仅2004年实际办案经费缺口就已经高达1110万元！而根据预测，我国贫困人口、残疾人、未成年人以及老年人每年亟待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每年就大约有38.5万件，每年亟需的法律援助经费就达4.62个亿，是目前财政拨款的两倍！法律援助经费的缺乏严重影响了法律援助工作的实施。

三、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

当前法律援助在立法与实践中面临种种困境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们对其性质的认识存在偏差，要进一步发挥法律援助在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必须明确法律援助的性质。
1997年5月20日颁布的《司法部关于开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通知》把法律援助定义为：“是指在国家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的指导和协调下，律师、公证员、基层法律工作者等法律服务人员为经济困难或特殊案件的当事人给予减免收费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法律援助条例》没有明确给法律援助下定义，学者根据其内容将法律援助定义为：“由政府设立的法律援助机构组织法律援助人员和社会志愿人员，为某些经济困难的公民或者特殊案件的当事人提供免费的法律帮助以保障其合法权益得以实现的一项法律保障制度。” [14]还有学者认为，“法律援助，是指当事人确需律师的法律服务，却又无力支付律师费用，由国家负责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制度”、[15] “法律援助是国家以制度化、法律化的形式，为贫者、弱者和残疾者提供法律帮助”，[16]等等。
纵观对于法律援助的诸多定义，虽然各个定义或许在受援主体或施援方式上略有区别，但是却无一例外地有着共同的理念基础——强调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国家是法律援助的主体”，“国家是法律援助义务的承担者”，“法律援助的实施是受国家法律保护并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一种国家义务行为”。[17]无论是国家还是学者 ，在对于法律援助性质的认识上，都过于强调其国家责任性，而忽视了法律援助性质的另一面——社会责任性。笔者认为，在构建和谐社会下的法律援助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理由如下：
1、法律援助从社会责任到国家责任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慈善行为阶段。从其在英国产生的15世纪到19世纪末以前，法律援助通常被认为是律师或其它社会组织因职业道德或为了公共利益的要求，通过免受或减收代理费用而自发地向贫困者提供法律援助的一种慈善行为，即此阶段法律援助是社会的责任。第二阶段是国家职权行为阶段。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社会平等的观念进一步普及和人民权利意识的提升，以及人权保障运动的高涨，法律援助制度成了国家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即国家通过适当的法律援助计划，使包括贫穷者和其他某些社会特殊群体在内的每个人都公平地获得司法保障和救济的机会，法律援助不再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而被公认为是各国政府的责任”。[18]法律援助在西方从社会责任上升到国家责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无论是社会责任还是国家责任都是历经社会综合因素磨合后与之相适应的。中国自1994年引入法律援助制度至今只有短短11年，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受国情制约难以充分实现，因而必须重视其社会责任性。
2、法律援助国家责任性的实现以雄厚财政支持为前提。1495年法律援助在英国萌芽时，英国正处于“资本主义的胎动时期”，“也是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都铎王朝。[19]此时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博弈下的英国政府的财力不足以实现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因而法律援助必然是社会责任的“慈善行为”。到20世纪中期，英国已发展成为“日不落”帝国，雄厚财政支持使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性得以实现。法律援助国家责任的实现必须以雄厚的财政支持也为美国法律援助发展史所证明。20世纪60年代美国总统约翰逊提出“向贫穷宣战”计划，政府注入法律援助的资金稳步增加，法律援助迅速发展，而到80年代里根总统时期，因政府宣布裁减法律援助资金，“将联邦资助削减了35％”，美国法律援助因而立即走向低谷。[20]以中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及财政收入要完全履行法律援助的国家责任是不现实的。[21]
四、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明确了法律援助在现阶段是国家与社会的共同责任，以下是笔者对解决法律援助困境的对策思考。
1、提高法律援助的立法层次，完善法律援助体制。
据有关资料表明，法律援助工作开展得比较好的国家，不仅在其国家宪法或宪法性文件中作出有关法律援助的原则性规定，而且都制定有专门的法律援助法，如英国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国有《法律服务公司法》、韩国有《法律援助法》，等等，法律援助制度的具体实施被纳入了高规格法律化、制度化的轨道。[22]在中国社会贫富分化加剧而导致客观上出现不公，时代呼唤构建和谐社会的环境下，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提高法律援助立法层次的重要性。因此，笔者认为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应尽快通过法律援助法规，以基本法的层次来规范中国的法律援助工作，使各级党政干部乃至整个社会提高对法律援助的认识，提高公众社会责任感，群策群力，为法律援助工作贡献力量。
2、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法律援助中的作用以缓解供需问题。
据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调研组的分类，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各级工、青、妇、老、残等社会团体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一般是在工、青、妇、老、残的维权或信访部门，加挂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的牌子，据了解，全国妇联系统法律援助中心或站点有2.5万多个，全国工会系统有9000多个；第二类是法律院校设立的法律援助组织，大致可分为法律诊所和学生志愿组织两种情况，全国大约有30—40个法律院校法律援助组织；第三类是除以上两类外的民间法律援助组织，参与法律援助工作的社会组织的业务范围一般是咨询、代书、非诉讼调解等，[23]也办理少量诉讼案件。这些组织的援助对象一般都是经济困难的职工、农民工、残疾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等。社会组织的法律援助工作在保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缓和社会矛盾，实现公平正义中具有积极作用，充分发挥它们的作用对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笔者要强调的是：法学院系应该在法律援助组织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法律院系的事业单位性决定了其应该在法律援助中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方式如下：
——实行诊所法律教育。“诊所法律教育发端于美国，它借鉴医学院诊所与临床实践的教育模式，在有经验的教师导下，让学生在真实的案件中代理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其所迫切需要的法律服务”。[24]诊所法律教育是法学院学生对传统课程设置日益不满，积极要求实践性法学教育和为社会服务的渴望日益增长的推动下所形成的。[25]“是法学院在社会对法学院毕业生的能力诸多否定和批评的情势下，对法学院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进行反思、检讨和修正的结果”。[26]
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课程，建立法律诊所并获得显著成效。诊所里的学生在实践性的教学中不仅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学习效果，而且在对社会弱势群体的法律咨询、代拟文书、代理甚至法律辩护等实践中为我国的法律援助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截至2005年9月，我国已有35个法律院校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27]实践证明，推行诊所法律教育无论是对法学教育改革还是法律援助事业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28]
——建立法律援助机构。1992年5月，武汉大学成立了我国第一个高校法律援助机构：
“社会弱者权利保护中心”；1995年2月，北京大学成立“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和服务中心”；华东政法学院于1997年成立“华东政法学院法律援助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000年成立了“法律援助与保护中心”，等等。到目前为止，我国已有近20所高校法学院成立了法律援助机构。其中不少在法律援助工作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从其2000年成立到2001年11月，短短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待来访者2500余人，回复电话、信件500余次（件），成功办理60余件法律援助案件，曾创下我国民间法律援助单个案例索赔额之最，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29]实践证明了高校法学院建立法律援助中心的可行性及其对缓解目前法律援助供需矛盾的重大作用。
法律院系无论是以诊所法律教育还是设立法律援助机构的形式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具有独特的优势。
（1）人力资源丰富。我国高校法律院系的教师理论知识深厚渊博（多数教师具有硕士以上学位，博士化已成为趋势），并且不少教师具有律师执业资格，还有一些是法官出身，具有独立承办重大疑难案件的经验；法律院系的本科高年级学生、法学硕士及法律硕士都是法律知识功底扎实并有志于提供法律服务的热血青年，而且其中有些法律硕士或法学硕士甚至已经通过了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具备了从事法律工作的基本资格。法律院系里的济济人才无疑是一支高素质的法律援助力量。
（2）服务成本低，质量高。法律院系学生无论以何种形式对外提供法律援助服务，都是以学习实践经验、锻炼能力以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目的，一般都不收取任何费用，学校也无需支付工资，更容易实现无偿为经济困难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同时，参与法律援助的学生一般都是学生中成绩好、能力强的佼佼者，他们参与法律援助的工作与其社会实践学分或综合测评挂钩，老师也会对他们的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必要指导并且在必要时亲自参与其中，因而保证了法律援助的质量。[30]
（3）社会更易于接受。现阶段我国具体实施法律援助的主体仍然是律师，由于律师基于职责所在有时难免要替被公众认为是“罪大恶极”的犯罪嫌疑人辩护，社会公众基于自然感情在心目中对律师存在误解，认为律师“惟利是图”，甚至可能产生抵触情绪而缺乏对律师的信任。而“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31]
3、多渠道解决法律援助资金问题
目前我国经济相对落后，财力有限，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对法律援助大幅度增加财政拨款已经是不可改变的事实。必须多渠道筹集资金。就目前而言，以下方式是可行的。
（1）进一步争取社会资金支持，广泛发动社会成员为法律援助捐款。中华民族是有扶弱济贫、乐善好施的传统美德，只要进一步加大宣传力度，引起社会对法律援助事业的高度重视及对其困境的了解，鼓励公司、事业单位、律师事务所、其它行业协会以及有经济能力的人捐款，就一定能募集到更多的捐助，[32]同时也可以通过移动通讯网络、互联网、电视等媒介或现场开展大规模的募捐公益活动。
（2）建立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指多当受援助的当事人因胜诉或由于受到援助的原因而使其经济状况有实质性改善，并且有能力支付法律援助的部分费用时，应当按照规定的分担范围和分担比例偿还部分费用的制度。[33]《法律援助条例》第二条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援助服务是“无偿法律服务”，探究其立法目的，无非是为了保障经济困难的公民无偿获得法律援助的权利，防止出现有偿服务，损害法律援助事业的形象，其价值取向是使法律援助制度维护社会公正作用得以真正实现。笔者认为，实行法律援助分担费用制度与此法规在价值取向上并无冲突。因为实行费用分担并不是以营利为目的，而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弥补法律援助经费不足，使法律援助工作得以正常运作的举措，这与有偿法律服务的营利性有着本质的区别，其价值取向也是为了保障法律援助的有效施行。[34]此制度已为多国实践。[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