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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 西班牙政府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王国政府民用航空运输协定


（签订日期１９８０年６月１９日 生效日期１９８０年９月２１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西班牙王国政府（以下称为“缔约方”），为了便利中国人民和西班牙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和发展两国航空运输方面的相互关系，根据相互尊重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友好合作的原则，就建立和经营两国间的定期航班，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缔约一方给予缔约另一方在本协定附件所规定的航线（以下称为“规定航线”）上经营定期航班（以下称为“协议航班”）的权利。
　　二、在遵守本协定规定的情况下，经缔约一方指定的空运企业（以下称为“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经停，上下前往或来自缔约一方领土的国际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行使规定航线上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通航地点和中间经停点之间的业务权问题，应遵守本协定附件有关规定。
　　三、缔约一方应将其指定空运企业开航协议航班的日期，至迟在开航六十天以前通知缔约另一方。

　　第二条
　　一、缔约一方有权指定一家空运企业，在本协定附件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并经由外交途径将这一指定通知缔约另一方。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应属于该缔约方或其公民。
　　三、在遵守本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况下，缔约另一方在收到上述通知后，应立即给予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以适当的经营许可。
　　四、缔约一方航空当局（本协定中，“航空当局”一词，中国方面指中国民用航空总局；西班牙王国方面指交通运输部民用航空局）可要求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向其表明，该空运企业有资格履行根据法律和规定所制订的条件，这些法律和规定系该航空当局在经营国际航班方面通常合理地予以实施的。

　　第三条
　　一、在下列任何情况下，缔约一方有权取消已给予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经营许可，或暂停该空运企业行使本协定第一条规定的权利，或对行使这些权利规定它认为必要的条件：
　　（一）如它对该空运企业的主要所有权和有效管理权属于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或其公民的情况有疑义；
　　（二）如该空运企业不遵守缔约一方的法律或规定；
　　（三）如该空运企业在其他方面没有按照本协定规定的条件经营。
　　二、除非为了防止进一步违反法律和规定，必须立即执行本条第一款所述的取消、暂停或规定条件，这些权利只能在同缔约另一方协商后方可行使。

　　第四条　缔约一方关于从事国际航班飞行的飞机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和运行的法律和规定，以及关于旅客、空勤组、行李、货物和邮件进出其领土和在其领土内停留的法律和规定，均适用于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一方领土内的飞机、空勤组和所载运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缔约一方应及时向缔约另一方提供上述有关的法律和规定的资料。

　　第五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及留置在飞机上的正常设备、零备件、燃料、润滑油和机上供应品（包括食品、饮料和烟草），如这些设备和物品留置在飞机上直至再次运出或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航段上使用，在进出缔约另一方领土时，应豁免任何关税、检验费和其他类似费用。
　　二、下列物资除为提供的服务应付的费用外，亦应豁免相同的税捐和费用：
　　（一）在缔约一方领土内装上飞机、在该缔约方当局规定数量以内的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出境飞机上使用的机上供应品；
　　（二）运入缔约一方领土、供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零备件、机上正常设备和机上供应品；
　　（三）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行协议航班的出境飞机供应的燃料和润滑油，即使这些燃料和润滑油系供在加注的缔约一方境内的航段上使用。
　　三、留置在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飞机上的机上正常设备、物资和供应品，只能在缔约另一方海关当局同意后，方可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卸下的上述物品和运入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的物品应交上述当局监管，并不得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转售或移作他用，直至再次运出，或根据海关规定另作处理。
　　四、对过境缔约任何一方领土的旅客，只能采取非常简单的控制措施。直接过境的行李和货物应豁免关税和其他类似税捐。

　　第六条
　　一、缔约一方应在其领土内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在规定航线上所用的机场和备降机场，并提供飞行协议航班所需的通信、导航、气象和其他附属服务。具体办法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另行商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使用缔约另一方的机场、设备、技术服务和导航设备，应按照缔约另一方有关当局规定的公平合理的费率付费。此项费率不应高于其他国家空运企业通常所付的费率。

　　第七条
　　一、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经营协议航班方面，应享有合理平等的机会。
　　二、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经营协议航班时，应考虑到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利益，以免不适当地影响后者在相同航线或航段上提供的航班。
　　三、经营规定航线有关的班次、机型、班期时刻以及业务代理和地面服务事项，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协商确定。如此协议的班次、机型和班期时刻应经各自的航空当局同意。
　　四、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提供的协议航班，应满足当前和预计到的、来自或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内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的运输要求。为在第三国领土内规定航线上地点上下的旅客、行李、货物和邮件提供运输，应遵照运力与下列各项需要相联系的总原则：
　　（一）来自和前往指定该空运企业的缔约方领土的业务需要；
　　（二）在考虑到协议航班所经地区国家的空运企业所建立的其他航班后，该地区的业务需要；
　　（三）联程航班经营的需要。

　　第八条
　　一、在以下各款中，“运价”指为运输旅客、行李和货物所支付的价格以及采用这些价格的条件，包括代理和提供其他附属服务的价格和条件，但不包括运输邮件的报酬或条件。
　　二、规定航线上缔约一方领土和缔约另一方领土间所采用的运价应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进行协商。此种运价，应在合理的水平上制定，适当考虑到一切有关因素，包括经营成本、合理的利润和其他空运企业的运价。
　　三、协议的运价至少应在其预定实行之日九十天以前，提交各自航空当局批准。在特殊情况下，经上述当局商定，这一期限可予缩短。
　　四、上述运价按本条第三款规定提交后三十天内，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均未提出异议，应被认为已经批准。如按第三款规定缩短提交期限，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可协商，如有异议必须通知的期限应少于三十天。
　　五、如未能根据本条第二款规定就运价达成协议，或如在本条第四款规定适用的期限内，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对根据第二款规定所商定的运价，向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发出异议通知，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应设法相互协商，确定运价。
　　六、如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未能就根据本条第三款规定向其提交的任何运价，或根据本条第五款就运价的确定达成协议，此项分歧应根据本协定第十五条规定予以解决。
　　七、在新运价制定以前，根据本条各项规定制定的运价仍应有效。然而，不能因为本款规定而使运价在其应该失效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继续有效。

　　第九条　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经营国际运输所得的收入，缔约另一方应准予按正式比价结汇。
　　如缔约双方间的支付按特别协定进行，则应按这项协定办理。

　　第十条　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应按缔约另一方航空当局的要求，向其提供为检查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协议航班所提供的运力而合理地需要的统计资料。这些资料应包括所有为确定上述企业在协议航班上运输的业务量所必需的资料。

　　第十一条
　　一、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为了经营规定航线，有权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的通航地点设立代表机构。代表机构的人员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西班牙王国公民，其人数由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商定，并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批准。代表机构人员必须遵守驻在国的现行法律和规章。
　　二、缔约一方应为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代表机构和工作人员提供协助和便利，并保护其安全。
　　三、缔约一方应设法保证在其领土内的缔约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协议航班所用的飞机、器材和其他财产的安全。
　　四、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的空勤组成员，应为该缔约方公民。

　　第十二条　缔约一方颁发或核准的尚未失效的适航证、合格证和执照，缔约另一方应承认其有效，以便经营本协定附件规定的航线和航班，但颁发或核准这些证件或执照的条件应同于或高于根据缔约双方各自法律和规定可能制定的最低标准。
　　但是，缔约一方保留权利，拒绝承认缔约另一方颁发给其公民的、供在缔约一方领土内飞行的合格证和执照的有效性。

　　第十三条
　　一、如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的飞机在缔约另一方领土内发生事故或遇险，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立即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并应对上述飞机上的空勤组和旅客提供必要的援助。
　　二、如事故造成人员死亡或重伤、或造成飞机严重损坏时，缔约另一方应指示其有关当局进一步采取下列措施：
　　（一）立即进行寻找和营救；
　　（二）保护证据并确保该飞机及其装载物的安全；
　　（三）调查事故情况；
　　（四）允许缔约一方的观察员接近飞机，并于调查事故时在场；
　　（五）如调查中不再需要该飞机及其装载物，应立即予以放行；
　　（六）将调查结果书面通知缔约一方航空当局。

　　第十四条　缔约双方应本着密切合作的精神，经常相互协商，以保证实施和满意地遵守本协定及其附件的各项规定。

　　第十五条　缔约双方如对本协定的解释或实施发生争端，应首先指示其各自的航空当局通过谈判予以解决。如上述当局不能达成协议，此项争端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

　　第十六条　缔约一方如认为需要修改或补充本协定或其附件的任何规定，可要求同缔约另一方协商，此项协商可在缔约双方航空当局之间进行，可采取会晤或通信方式进行，并应在提出要求之日起六十天内开始。按此商定的修改或补充，经缔约双方以外交换文确认后生效。

　　第十七条　缔约一方可随时将终止本协定的愿望通知缔约另一方。本协定在缔约另一方接到通知之日起十二个月后终止，如在期满前，上述通知已经撤消，并取得缔约另一方同意后，则本协定继续有效。

　　第十八条　本协定在缔约双方履行了各自的法律手续并以外交换文相互通知后生效。
　　下列签字人经其各自政府正式授权，已在本协定上签字为证。
　　本协定于一九七八年六月十九日在北京签订，共两份，每份都用中文、西班牙文和英文写成，三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
　　注：缔约双方相互通知已完成各自法律程序，本协定自一九七八年九月二
十一日起生效。

　　附件

　一、航线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如下：
　　中国境内一点——若干中间经停点——西班牙境内一点。
　　以上航线所列地点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二）西班牙王国政府指定空运企业所经营的协议航班的往返航线如下：
　　西班牙境内一点——若干中间经停点——中国境内一点。
　　以上航线所列地点须经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议。

　二、业务权
　　关于缔约一方指定空运企业在中间经停点和缔约另一方领土内规定航线上的地点之间行使业务权问题，由缔约双方航空当局协商确定。

　三、不经停的权利
　　缔约双方指定空运企业在规定航线上飞行协议航班的飞机，可以不降停规定航线上的任何中间经停点，但应尽早相互通知。
浅谈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与社会主义法治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 姬晓红



前言：
党的十五大正式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治国方略确定下来。而现代意义上的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式、社会控制模式以及价值系统是西方民主政治的产物，它强调的不只是国家通过法律来控制社会，而且也强调国家本身受法律的支配，强调法律至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反对特权的存在。虽然实行法治是当代大多数国家的选择，但是追本溯源，由于各国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彼此间的法治之路都会有着或多或少的不同。本文试图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入手，探讨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道路上，应正视和思考的几个问题，以防止我们以浪漫主义情怀人为地割断历史，造成传统的断裂。
一、传统法律文化必然会对当代中国的法治产生影响。
马克思曾经说过“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而是在他们所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中国社会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极端注重伦理纲常的社会，这一传统生生不息。然而当代中国是必然要实行法治的，这是中华民族兴起所必经的历史过程。中国试图建设法治国家的努力已有百余年，但是回顾这百余年的沧桑历程，中国仍然没有实现法律的现代化。
1842年到1901年这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在坚持根本的政治制度、伦理纲常不变的前提下进行了一些与西方法律接近的改良和补充，这是一条过于保守的道路。“这一道路的主张者没有认识到世界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没有清醒的认识到中华法系已经整体落后的事实，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的世界秩序的真谛，天真的以为中华法系只是一所只需经过一些修补就可以恢复完美的大房子。” 1905年开始的清末修律到1949年国民政府垮台，这一时期法律现代化的进程实际上是贯穿了“全盘西化”的原则；而自中国共产党及其政权建立到1978年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则以“全盘苏联化”为原则，这两个阶段的法律现代化都是照抄照搬他国的东西，无视本国实际，以强制推进的急功近利的方式迫使中国法律实现现代化，事实已经证明这是失败的。中国真正走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之路，严格的来讲只是近一二十年的事情。这百余年并不成功的经历与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以礼入法，礼法结合”，“刑民不分，以民为主”，“息讼厌讼，崇尚调解”等法律传统相比，根基尚不够牢靠。否则，当今的老百姓就不会称秉公执法的公职人员为“青天大老爷”，也不会不自觉的将整个民族的希望寄托在为数不多的少数英雄人物的身上了。
中国要在法治的道路上赶超西方主要的发达国家必须要加速度的发展，对西方的法律文化要采取“拿来主义”，即“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要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我们必须正视历史，正视现实，搞清楚我国法治建设中的哪些弊端与传统法律文化有关，只有找到了症结，才能对症下药。
二、在依法治国的道路上搜寻传统法律文化的遗殇。
当代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将文化分为显型文化和隐型文化两大结构。他认为，文化包含有形的，也包含无形的，有形的是显型文化，隐形的是隐型文化。 参照克鲁克洪的文化结构理论，法律文化可以分为显型结构层面的法律文化和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两大结构。制度性的法律文化属于显型文化，包括三个层面：法律法规、法律制度和法律设施，它总要人用权力来维持和运行，是一国法律文化的表现形式；理念性的法律文化属于隐型文化，也包括三个层面：法律心理、法律意识和法律思想。 它深藏于社会深层，是一国法律文化的根基。二者相互结合相互呼应才能推动法律文化的良性发展。在当代中国，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应如此，即社会主义社会主体应当具备与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和社会主义法治相适应的法律心理、法律观念和法律思想。但事实情况是，当代社会主义中国颁布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完善了诸多法律制度，完备了大量的法律设施，但是却缺乏与之完全相适应的隐型层面上的法律文化的建设。
从本质上讲，法治也是一种文化。起源在西方。古希腊社会是一个处于半岛上，从事海事运输的社会，整个社会并不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而是打破血缘关系的城邦商业社会。其后的罗马时代，更是一个简单商品生产高度发达的社会。商品经济文明的历史运动使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更多的表现为理性化的契约关系。在这样的社会中，不存在至高无上的王权，公民拥有尽可能多的权利，而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是对城邦的管理权。
古代中国的王权是至高无上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古代中国只有一个人的权利，其他人的权利在个人权力的阴影下荡然无存。因此中国没有长出权利和民主的观念，也失去了生长出法治的机会。
现在我们以一个完全异质的法律文化去改造一个具有根深蒂固的社会基础和文化土壤的法律观念和法律体系时，这一异质的文化推行起来所遇到的困难是显而易见的。
(一)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强调国家本位主义，忽视个人权利自由。
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导的，一个个的小农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在这种小家庭中，以长幼尊卑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宝塔型的等级结构”。 这种家族式的宗法等级结构需要国家的认可和扶植，由无数个宗法家族构成的社会必然会架起宝塔型的“大家”，因此中国古代政权的架构，很大程度上是这种家族制度的模拟和扩大，也就是说以皇权为中心的国家政权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凡是在精神上支持、拥护这种典型的专制统治的观念和理论，无论是强调以“权”、“术”治民的法家的国家专制和集权思想还是强调以“仁”、“孝”治世的儒家的德治思想同样受到统治者的青睐，并使这些理论和观念得到国家强制力的保护。在这种背景下，国家本位主义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和生存环境。
强调国家利益，要求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注重团结，这本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但是如果这种妥协没有了限度，就否定了人作为社会主体的个性。而尊重人的权利、自由和个性正是法治所追求的。
欧洲许多学者和思想家们在分析中国为何曾经辉煌一时却最终悲壮的落伍时都不约而同的认为是缺乏个性自由导致了这个伟大民族的衰败。因为无条件的顺从“这种束缚人的理智、才干与情感的幼稚做法势必削弱整个国家的实力。如果教育只是矫揉造作的形式，倘若虚假与规矩充斥并束缚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国家还有什么巨大的作用！人类思想的精神还有什么崇高的作用！当人们考察中国历史的前进历程，研究它的活动的时候，谁不为他们在许多方面一事无成感到惊诧！这是一个为避免错误而仅有一个人干活的群体。这里所有问题的答案都是现成的，人们你来我去，你推我拖，只是为了不对该国那孩童般尊严的礼俗破坏。无论是战斗精神还是思维精神都与这个终日守着火炉睡觉从早到晚喝着热茶的民族无缘。”
今天国家本位主义的法律传统虽然在制度层面上已经被否定了，但是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控制着人们的思想，这直接导致了现今我国公民对权利的不尊重，维权意识的淡薄。在“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下，中华民族的人民习惯了顺从、忍让，无形中导致了对法律的轻视、远离和不信任，因此他们难以真正地以纳税人的身份理直气壮的监督政府行为，理所当然地要求政府保障自身的权利，不卑不亢与政府对话。
（二）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是一种工具主义文化，忽视了民主的参政议政。
直至今日，部分社会主体仍然存在着法即是刑的观念。这是因为古代中国“刑民不分，以刑为主”，法律只是君主统治臣民的工具，它一方面与专制政体一起造就了人们胆怯、愚昧、懦弱、奴性的人格，另一方面又与礼教相结合，要求人们按照礼的规则行事，“追求‘和合’境界，培育了人们‘忍为尚’、‘和为贵’的法律心态，然而和则忍，退则让，让则屈，屈则从，屈从则是非不分”。 在这样的文化传统下，人们对更多的是服从既定的法律法规，对法律是否侵犯了自身的天赋权利的追究是较少的，对至关重要的选举权等基本权利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参政议政的观念淡漠。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们经常秉持着“得饶人处且饶人”的心理，除非与对方有什么深仇大恨，或者对方犯了什么滔天大罪，在一般情况下是不会诉诸于法院的。凡事的立场都是中庸，不偏不倚，很少鲜明表达自己的立场，唯恐惹祸上身。
（三）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等级观念和等级秩序，忽视了平等。
纵观我国传统法律文化中，虽然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一说，但是事实上在漫长的封建传统中贯彻的却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八辟”、“八议”和“准五服以制礼”等等级制度，严格区分嫡庶、房份、辈份、年龄、地位的不同。因此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观念在今天的老百姓心目中仍然难以接受，即使在普普通通的民事生活中，权仍大于法，掌握着国家行政、司法、立法权力的人员以及这些人员的亲属们也享受着特权的待遇。这直接导致了权力腐败的滋生。
此外由于古代中国社会是以血缘为纽带而形成的社会形态，因此人情大于法、亲情大于法也成为法治建设道路上的羁绊。
三、中西合璧，取长补短。
中国要奋起，历史不能退回，我们实在没有耐心去慢慢的培育法治生成的历史土壤，因此人为的去培育与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显型文化相适应的隐型文化是必要的。
（一）理智地看待道德。
在道德方面中华民族温和、稳重、热情、善良、诚实守信、富有牺牲精神等美德都为中外所称颂，但是我们在发扬道德优势的同时，还要理智的看待人性。人毕竟是社会中的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舍己为人和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只是社会上少数精英人物的高尚情操，不能以此来要求普通的民众，因为普通人是无法真正做到这一点的，如果一个制度建立在人性善的基础上，那只是一种理想，这个制度就会失去它所存在的最初价值。如果强迫人们去接受并遵守这一制度，就扭曲了人性，最终的恶果要么使人变得虚伪要么使人变得盲目。因此我们在继承传统美德的同时，应该借鉴西方国家的法治理论，尊重人，给与人充分的自由，同时要勇敢的面对人的劣根性，并从制度上对其予以限制。
（二）认真的对待私权利。
法治要想真正地深入人心，就必须为解决人类的终极关怀而努力奋斗。几千年来，法学在西方始终能够成为一门显学，法治能够在西方社会始终成为热门话题，与西方法治的主要价值观念——自然法对人的终极关怀的关注密不可分；而中国的法学长期以来在工具主义的传统法律文化下，法律是以义务为本位的，中国的“法治”长期以来让人感到毛骨悚然，难以成为国人的自觉自愿行为，就在于过去中国的法治对人的终极关怀关注不够，不能成为人们追求幸福、身心愉快的一种生存方式。
现在我国在法治建设这一大好环境下，在有制度支持的同时，要在日常的教育中普及权利的观念。以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基本的公共利益不受损害为前提，一方面要教育掌权者尊重公民的权利，另一方面要鼓励公民积极行使权利，争取权利，维护权利，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家的各种制度有的放矢。
（三）充分地培养民主平等。
民主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西方使用的"Democracy"有以下几种不同的涵义：其一，由全体公民按多数裁决程序直接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通常称为直接民主；其二，公民不是亲自而是通过由他们选举并向他们负责的代表行使政治决定权的政府形式，称为代议制民主；其三，在以保障全体公民享有某些个人或集体权利为目的的宪法约束范围内，行使多数人权利的政府形式，称为自由民主或立宪民主；其四，任何一种旨在缩小社会经济差别（特别是由于私人财产分配不均而产生的社会经济差别）的政治和社会体制，此外还包括公职竞选、言论和出版自由以及法治。 人的平等是指法律面前的平等，所有人都应受到法律的同等保护和同等对待。平等权利是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平等权的目的是为了让每个人享有最大限度的选择自由，充分实现人在各个方面的才能。平等权同时意味着可以享受个人不可剥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因而也享有免遭其他人或个人联合体侵害的同等自由。西方这一优秀传统在我国要开花结果，我们首先要鼓励建立合理的长幼有别的家庭关系。既要做到孝敬尊重父母，同时也要让父母放开手让孩子们自己处理自己遇到的事情，父母对孩子给与指导和帮助，而不是要予以命令、强制和批评。其次要培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用人机制，为优秀人才的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选拔公职人员的方式上从过去的"暗箱操作"走向"阳光操作"。公选注重人才的自选性，让人才所在单位部门推荐、发动群众民主推荐、鼓励人才自我推荐，从而给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机会。这样通过外部环境外在地来逐渐改变人们的传统思维方式，使我们隐型层面的法律文化迅速的适应显型层面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