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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人民政府


江苏省人民政府令
　（第４７号）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办法》已经省人民政府批准，现予发布施行。

　　　　　　　　　　　　　　　　　　　　　　　　　　　　　　省长：陈焕友
　　　　　　　　　　　　　　　　　　　　　　　　　一九九四年六月二十二日
　　　　　　　　　　　　 江苏省农业机械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农业机械管理，促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技术推广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业机械（以下简称农机），是指用于农业生产、加工的动力机械和作业机械。


　　第三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农机生产、销售、使用、维修及农机试验研究、鉴定推广、教育培训、质量监督和安全监理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办法。


　　第四条　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是同级人民政府的农机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所辖区域的农机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水利、林业、渔业等管理部门依照部门职责分工，协助农机主管部门负责有关农机管理工作。

第二章　农机鉴定与推广





　　第五条　农机新产品在正式投入生产前，必须经过法定的农机产品试验鉴定机构检验合格，取得鉴定证书后，方可投入生产。专利产品的生产按《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有关规定办理。


　　第六条　推广农机产品，必须在推广地区经过试验证明具有先进性和适用性，方可推广。对国家规定列入实施农机推广许可证目录的农机产品，须经过推广鉴定，获得推广许可证后，才能推广。


　　第七条　鼓励引进国外、省外适用的农机化新技术、新产品。引进大中型机具或批量引进农机具须经试验，适用者方可推广。

第三章　农机产品责任





　　第八条　出厂的农机产品质量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并备有标识、检验合格证、使用说明书和随机配件、附件、工具。


　　第九条　农机产品的质量监督、质量责任和争议仲裁，由农机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和《江苏省产品质量监督条例》的规定执行。


　　第十条　农机生产企业要保证产品维修配件的生产供应，在产品停产后的配件保供期内，由该产品生产企业负责提供配件。


　　第十一条　不得生产国家明令淘汰的农机产品

第四章　农机产品销售





　　第十二条　销售农机产品的单位和个人，须具备必要的量、检具和保管条件，配备懂得农机商品知识的人员，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申请登记，取得营业执照后，方可销售农机产品。


　　第十三条　农机销售单位销售的农机产品，必须符合本办法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的规定。
　　农机销售单位在销售主机的同时，必须销售其配件，保证农机使用和维修的需要。


　　第十四条　农机销售单位应对销售的农机产品质量负责，在保证期内，要负责对用户实行包修、包换、包退，因质量不符合标准造成用户损失的，应负责赔偿。
　　销售者依照前款规定负责包修、包换、包退或赔偿损失后，属于生产者责任或向销售者提供产品的其他供货者责任的，销售者有权依法向生产者或供货者追偿。


　　第十五条　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汰的农机产品或伪劣农机产品。

第五章　农机监理





　　第十六条　拖拉机和其它农机具，使用前必须由农机安全监理机关注册登记，经检验符合要求的，发给牌证。未取得牌证的，不得投入使用。
　　拖拉机和其它农机的驾驶、操作人员，须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考核合格，取得驾驶证或操作证后，方可驾驶或操作。


　　第十七条　取得牌证的农业机械和驾驶、操作人员，须参加农机安全监理机关定期进行的检验和审验，未参加定期检验审验或检验审验不合格的，应停止使用和操作。


　　第十八条　无产品合格证的、无来历证明的以及报废的农机具，农机安全监理机关均不得办理入户手续。


　　第十九条　农机安全监理机关应经常对农机驾驶、操作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必须遵守国家和省有关农机安全操作规程，不得违章作业。


　　第二十条　上公路从事盈利性运输的拖拉机及驾驶员，按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进行管理。
　　拖拉机及其它农机具，在乡村机耕道路、田间、场院作业或转移作业场所发生的碰撞、碾压、翻车、火灾等农机事故，由县级以上农机安全监理机关负责处理。
第六章　农机维修





　　第二十一条　农机维修点的设立，按农业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颁发的《全国农村机械维修点管理办法》办理，由县农机管理部门考核发给技术合格证书和修理工技术等级考核证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给营业执照后，方可营业。


　　第二十二条　农机维修厂点修理农机，必须在审定的维修等级和修理范围内开展修理业务，并保证修理质量。对达到大修等级的农机具，必须出具保修凭证。

第七章　农机服务





　　第二十三条　农机使用者，应遵守国家有关法规和政策，服从当地政府和农机管理部门组织的抗灾抢险，参加农业作业、灌溉排水、农田基本建设和其它服务工作。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鼓励集体经济组织和农业劳动者兴办各项农机化服务业，建立服务网点；鼓励农机使用者实行联合经营或合作经营，为农民提供作业服务。


　　第二十五条　农机服务实行有偿服务，应保证作业质量，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和物价等部门可制定服务作业指导价格，具体收费由双方议定。


　　第二十六条　鼓励和保护农机服务组织和农机科技事业单位，在坚持为农服务的前提下，开展综合经营，兴办经济实体。本着“谁举办、谁所有、谁经营、谁得益”的原则，任何单位不得平调其财产，不得随意改变其隶属关系。


　　第二十七条　乡（镇）农机管理服务站在乡（镇）人民政府和县级农机管理部门双重领导下，依照本办法对本乡（镇）农机使用经营、安全生产、技术状况、农机化服务和村农机管理人员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并直接从事为农服务。

第八章　罚则





　　第二十八条　对违章作业的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包括未按规定办理注册登记、领取牌证和定期检审验手续者），由县级以上农机监理机关对其进行批评教育，并视情节轻重处以警告或５元至２００元以下罚款，另可单处或者并处吊扣１２个月以下驾驶证、操作证。
　　因违章作业发生农机事故的处理规定另行制定。


　　第二十九条　生产、销售不符合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危及人身安全的农机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因农机产品质量或修理质量问题造成用户损失的，还须赔偿受害者经济损失。因农机产品质量或修理质量问题造成重大事故，直接责任者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条　本办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的行政处罚由县级以上农机管理部门会同产品质量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部门决定，需要执行行政拘留或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将案件移交公安、司法机关处理。
　　对依本办法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行政复议条例》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复议或起诉。


　　第三十一条　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农机化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造成事故和损失的，视情节和后果依法追究责任人员的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

第九章　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论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合法性标准
————从宪法司法化的视角

周萍（1978—— ）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行政诉讼法专业硕士生


摘要 现代宪政运动的发展和我国改革深化的国情实践,已经尖锐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宪法能否司法运用。即法院能否根据宪法的规定来处理案件,这就必然涉及到宪法的司法适用问题。我国《行政诉讼法》第 54条虽然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由于历史和认识的原因，法院对“合法性”均作狭义理解，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本文以行政行为司法审查的依据作为切入点，建议应明确将“依据宪法”作为合法性审查原则的标准之一。
一、我国合法性审查原则与宪法适用的现状
我国《行政诉讼法》第54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我国行政诉讼立法首次使用“审查”一词明显借鉴了国外对“司法审查”的规定。我国有的学者将司法审查定义为“是国家通过司法机关对其他国家机关行使国家权力的活动进行审查，对违法活动通过司法活动予以纠正，并对由此给公民、法人权益造成的损害给与相应补救的法律制度。” 我国现行的司法审查制度是通过行政诉讼活动来实施的，把中国的行政诉讼制度用司法审查制度来表达，更能体现人民法院在监督行政权方面的主动性和权威性。我国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标准，是在总结司法实践经验，借鉴国外司法审查标准基础上形成的，并以成文法的形式规定在《行政诉讼法》中。人们普遍认为，该54条规定确立了我国行政诉讼的一项特有原则——合法性审查原则，即人民法院原则上对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进行审查，但是这里，人民法院能否对行政行为的合宪性进行审查，并没有明确规定。
合法性审查前提下的审查标准：权限、程序正当和适法正确标准。 关于适法正确，它强调行政机关作出行政行为时，所依据或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必须符合法律优位、法律保留和法律冲突解决的一系列原则。应该承认，由于立法的日益增多，加之立法主体的多元化，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抵触、不一致、不协调的现象比较严重，从而影响着国家法治的统一，动摇着法律在人们心中的权威地位。相对应地，这三个标准对法院的审查依据也有一定的要求。和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规定的“以法律法规为依据”、“参照适用规章”的规定相比，这个标准排除了“宪法适用”的效力。这与我国进行的宪政体制改革和加入WTO后国际惯例的需要是相冲突的。
二、西方国家宪法的司法适用情况

1、英美法系：在当代西方国家，宪法具有直接效力即直接作为司法判断的依据是一种普遍现象，在英美法系国家，它们的宪法是具有直接效力的。英国没有宪法典，可以由法院直接适用的宪法性法律，包括1215年大宪章、1628年权利请愿书、1676年人身保护律、1689年权利法案等均为宪法的核心内容；宪法性判例本身是司法判决的产物并作为先例拘束下级法院。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成文宪法的国家。在制宪之初，美国人就继承了普通法传统，赋予宪法以直接效力。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来看，许多为对宪法的直接适用。1801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更确立了法院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的先例。这一先例所确立的司法审查制度，现在已被世界上近40个国家所仿效。美国的联邦法院体系实际上构成了捍卫公民“宪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任何公民都可以违反宪法为由，起诉相关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美国法院成了捍卫宪法原则，解决宪法层次冲突的司法实体。这不能不是美国社会相对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2、大陆法系：1949年联邦德国基本法第1条第3款明确规定：“下列基本权利作为可直接实施的法律，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承担义务”。该法第18条规定基本权利丧失和丧失的程度由联邦宪法法院宣告。第19条第4款规定任何人的权利如果遭到公共机关的侵犯，可向法院提出诉讼。这些宪法条文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宪法的基本权利具有直接效力，具有可诉性。这开创了德国宪政和法治国的历史时代。
法国1791年宪法确立了三权分立原则，法院无权对立法和行政行为的合宪性作出裁断。后来法国一是扩充行政系统内行政法院的权力，以行政法院直接适用宪法规范行政行为；二是建立宪法委员会，以宪法委员会直接实施宪法。法国现行宪法(第五共和国宪法)第62条规定宪法委员会对法律的合宪性进行审查。

三、我国宪法的司法适用性问题
1．我国司法领域中“虚置”宪法的原因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多年的宪法史上，始终存在着在任何一个实行法治的国家所没有的怪异现象：一方面宪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居于根本大法的地位，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另一方面它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被长期“虚置”，没有产生实际的法律效力。导致人们都觉得“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这就是我国宪法在法律适用过程中面临的尴尬处境。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认识上的原因，人们通常认为宪法本身具有高度的抽象性、原则性和政治性。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是对国家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以及公民的基本权利与义务的规定；宪法是各种政治力量实际对比关系的表现，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基于这种认识，在司法实践中，法院一般将依据宪法制定的普通法律法规作为法律适用的依据，而不将宪法直接引入诉讼程序。二是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对此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有关。最高人民法院分别于1955年和1986年所作的司法批复，通常被理解为 我国宪法不可以进入法院的具体适用之中。1955年7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在刑事判决中不宜援用宪法作为论罪科刑的依据复函》和1986年10月28日《关于人民法院制作的法律文书应如何引用法律规范性文件的批复》
我国法院长期以来在法律文书中拒绝直接引用宪法作为裁判案件的依据，就是因为对相关司法解释存在着僵化的理解。其实，1955年的《批复》只是规定“不宜”引用宪法，并没有彻底否定对宪法的直接援引；同时，该《批复》仅针对刑事案件，没有规定在民事和行政案件的裁判文书中不能引用宪法。1986年的《批复》只是指明了法院可以直接援引的法律规范性文件，对人民法院是否可以引用宪法规定判案，该《批复》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采取了回避态度。

宪法作为最高法，与其他部门法一样，具有法律的一般属性，如规范性、强制性、可操作性、可诉性等。“既然宪法的法律程序是合法的，其结构又是完整的，那么，同任何其他完整的法律一样，宪法也理所当然地具有直接法律效力。” 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实现公民基本权利的极其重要的一环。“宪法通过司法活动予以适用，是当代宪法发展的趋势划一。” 实现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世界各国宪政实践经验和教训的必然选择。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政治生活的发展变化和公民权利意识的不断增强，公民因在宪法所享有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大量涌现。这些涉及宪法问题的纠纷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一般缺乏具体适用的根据。这样，审判机关在诉讼过程中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使之直接成为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
被誉为“宪法第一案”的齐玉苓案终审判决基于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复。该批复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对公民因宪法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法律适用问题进行的司法解释。它的出台，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存在的 “宪法好是好，就是用不上”的观念。人们普遍认为“这是全国首例以司法手段保护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案件，开创了宪法司法化的先河”，“通过诉讼激活了宪法文本”，为我国落实宪法上的基本权利提供了模式。这意味着宪法规定的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可以通过诉讼程序获得司法救济，宪法可以作为法院判案的直接法律依据。
当然，就理论上而言，既然受教育权被侵犯的案件，可以援引宪法，通过民法方法进行救济，也就意味着，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还可以通过采取行政法以及其他法律的方法进行救济，这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司法救济开辟了新的途径。该批复可以说开创了宪法直接作为中国法院裁判案件的法律依据的先河。

2、适用宪法的理论依据
法院为什么应以宪法为审查标准呢？这是基于权力所有者——人民对法院的角色期待。首先，法院适用宪法是实现人民主权的民主政治义务。宪法是以人民主权为逻辑预设的，通常被称为人权保障书。诚然，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宪法的许多内容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人民法院只要直接适用这些法律法规就能解决纠纷。但不可否认，宪法中也有不少内容并没有相应的法律法规加以落实。据姜明安教授统计，我国宪法共规定了18项公民的基本权利，其中有9项尚无法律法规加以具体化。 当公民这部分宪法权利遭到侵害诉至法院时，由于法院负有裁判纠纷的宪法义务，法院既不能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也不能以尚无具体的法律规定为由拒绝裁判，法院就只能直接适用宪法的有关规定来裁判此类案件。否则，“基本权利就不仅不是基本权利，甚至不是权利。” 在行政法领域，当国家权力的行使脱离宪法的规范侵犯人民的权利时，作为人民主权派生物的司法审查权，就必须按照宪法的要求去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人民权利。从公民的角度而言，提起行政诉讼是人民行使主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的权利。这既是人民主权的要求，也是制宪的使然。否则，国家权力就得不到制约，人民权利就得不到保障。
其次，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诉权，使法院产生适用宪法以伸张正义的义务。宪法除了记载各种各样的人权之外，还将公民的救济申请权记载为公民的诉权。我国宪法第41条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它是一种保障性权利，公民的诉权必然派生出一项保障公民人权的国家义务。我国宪法第123条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这表明此义务通过宪法加于司法机关。所以当公民宪法上的权利受到侵犯，公民行使诉权请求公正解决纠纷时，无论这种权利有无具体的法律加以落实，法院都有责任打开宪法，启动宪法赋予的审判权，并依据宪法对纠纷作出公正的裁判。 因为法院保障公民权利的义务并不依赖于具体法律的赋予，而是公民诉权的伴生物。只要公民行使诉权，就启动了法院的适用宪法的义务。否则，公民的诉权就得不到实现或得不到完全实现，宪法记载的各种各样的人权就部分成为或全部成为美丽的谎言。宪法规范堪称人权保护的最后一道防线，既然司法被誉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那么适用宪法进行司法审查就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不可缺少的。

最后，宪法适用是世界主要国家的普遍做法，由法院适用宪法审理宪法权利案件，不仅符合国际惯例和社会进步，而且也符合中国国家体制。人民法院审理宪法权利案件，既可将宪法规范与其他法律条文一并引用，也可适用宪法精神和原理及其他法律条文。如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一案，法院在判决理由中指出：“??按退学处理，涉及到被处理者的教育权利，从充分保障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做出处理决定的单位应当将该决定直接向被处理者本人宣布、送达，允许被处理者本人提出申辩意见。北京科技大学没有照此办理，忽视当事人的申辩权利，这样的行政管理不具有合法性”。人民法院在对北京科技大学行政行为进行审查时，所依据的不是某一部制定法，而是“从充分保护当事人权益的原则出发”。

四、将“依据宪法”作为审查依据，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的意义
建国以来，我国一方面制定和修改出一部又一部根本大法，另—方面又好像全国上下都不存在违宪行为。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是因为宪法缺乏具体的适用性导致对违宪行为不能及时进行纠正。现在，我国已明确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社会对法制的依赖性越来越强，最终又有赖于宪法的有效实施。但是，如果在此过程中，宪法对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诸方面不能发挥应有的调整和规范作用，不能建立有效正常的宪法秩序，不能树立起宪法的权威，则法治社会不过是可想而不可及的理想而已。确立宪法的司法适用性，是强化宪法实施的基础，是宪法的生命所在。

第一，宪法司法化是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因为宪法规定的内容涉及的是对国家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具有全局意义的问题。如果宪法不能进入司法程序，直接成为法院审理案件的法律根据，那么一旦在这些对国家至关重大的问题上产生争议，就必然会出现无法可依的局面。这不仅不能保障公民在宪法上所享有的基本权利的实现，而且会丧失宪法的应有权威和尊严。依法治国最起码的要求就是依宪治国，如果宪法规定的内容不能在司法领域得到贯彻落实，那么就不能实现社会的稳定和繁荣，也不可能真正进人法治社会。
第二，宪法司法化是强化宪法法律效力的需要。宪法作为其他法律规范的“母法”，其法律效力除部分通过其他法律规范而间接实施外，还有很多内容没有在普通法律规范中体现出来，如果不将宪法引入司法程序，那么这些内容将无法在司法实践中具体实现。我国自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的法律规范来调节社会关系，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体系已初步形成。然而，宪法中规定的一些内容仍然没有 在普通法律法规中得以具体化，这使得普通法律法规的内容不具有宪法本身所具有的涵盖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将宪法排除在司法领域之外，必然会弱化宪法的法律效力。
第三，宪法司法化是司法机关审理案件的内在要求。在我国社会转型、经济转轨时期，不断出现大量的新型社会关系。在此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新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行使国家审判权的司法机关作为纠纷的最终处理机构，应当对这些新型的矛盾和冲突进行解决。但是，由于普通法律规范的内容一般比较具体，其所调整的法律关系的范围比较狭小，往往无法为这些新型法律关系的处理提供明确的法律依据。而宪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高度的原则性和概括性，能够适应社会关系不断发展变化的要求。这样，如果将宪法引入诉讼程序，把它作为调整社会关系的直接法律依据，就可以弥补普通法律规范的缺陷和漏洞，对各种法律关系进行全方位的调节。
从我国司法实践的走向来看，最高人民法院就公民因宪法规定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而产生的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所作的批复无疑是中国宪法司法化的一个起点，将进一步推动我国宪法司法化的进程。宪法应该同普通法律一样，成为保护公民权利的具体法律依据之一。尤其是由于宪法条文具有最高的权威性、高度的．原则性和内容的广泛性，具有普通法律所不具有的概括性和抽象性的优点，能够解决普通法律所保护的公民权利相对固定和现实生活中公民权利不断扩张之间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