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新加坡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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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安抗辩权制度的困境及出路

张旭科


不安抗辩权源于德国法，又称拒绝权，是大陆法系传统制度。其目的在于预防情况发生变化而使先履行义务的一方遭受损害行，避免强制履行，从而达到维护交易的公平。我国《合同法》在保留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制度优点的同时，也吸收和借鉴了英美法系预期违约制度的精华，构筑了一个相对先进并有中国特色的不安抗辩权制度。但《合同法》实施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由于《合同法》没有对不安抗辩权制度进行的具体的制度设计，因而其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理想，更无法谈上完美，甚至在司法实践操作中，出现了一个个我们无法避免的困境。正视这些困境并想方设法解决，已是法学理论与实务界责无旁贷的任务。
一、与预期违约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问题
综观《合同法》，虽然不安抗辩权适用范围的扩展、与从英美法系立法中吸收的预期违约规定的结合运用使先履行方的救济方式更充分，同时，我们却又不得不感到遗憾：由于这两种制度分别来源于两大法系，它们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细微差别，而我国立法者在法律移植过程中没有解决好它们之间的配合协调问题，只简单将之揉和在一起，以致造成冲突与矛盾，大大削弱了其制度价值。
根据《合同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规定（通说认为，这两个条款是合同法关于预期违约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主要义务，另一方当事人可以立即解除合同，并要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而《合同法》第68条第二项“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是由不安抗辩权来调整的。那么一方 “转移财产、抽逃资金以逃避债务” 的行为是否可以视为是“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呢？如果不可以，那么要什么样的行为才能表明一方将不履行义务呢？这，恐怕立法者也难以回答；如果可以，那么就出现了不仅相同的法律事实可适用不同条文且针对同一种情形法律给予两种不同救济方式的不正常现象：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68条，则他将采用“掌握确切证据——中止履行——通知与等待对方提供担保”的救济方式，当对方在合理期限内未恢复履行能力和提供担保时，先履行方才可以解除合同；而如果先履行方援引第94条第二款、第108条，则他可以直接解除合同并请求损害赔偿。这时，我们的法官是应该适用不安抗辩权的条款还是适用预期违约的条款呢？可见，合同法关于两种制度独立分散的规定方式，已造成了法条间的隐性重合和冲突，并进而在实践中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混乱与漏洞。
那么，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呢？有学者认为，可以授予先履行方以选择法条的权利；对此，笔者不敢苟同。笔者认为，如果授予先履行方有选择法条的权利，那么难免会导致其滥用合同的解除权，并立法精神相佐。因为在纷繁复杂的合同实务中，先履行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难免会以不安抗辩为借口，直接援引第94条第二款与第108条的规定来解除合同，达到毁约的目的，这就会使第69条规定的先履行方在履行不安抗辩权时应当负有举证和通知义务等旨在保障后履行方权利的措施形同虚设，难以对后履行方期限利益进行有效保护，同时，先履行方滥用合同解除权，会降低履约率,这也与合同法促进履约率的立法目的背道而驰。
笔者认为，虽然两大法系之间的取长补短已是各国立法界的共识，可这种渗透与融合决非简单的法条相加；同时，任何制度设计和选择都必须以发挥其制度功能和内在价值为前提，其基本要求是法律制度之间是非冲突的。因此，为了维护法律结构的严密性，我们就必须从根本上消除分别适用第68条和第108条及第94条第二项所产生的法律冲突。对于如何消除，笔者认为，由于《合同法》为我国基本法，有鉴于法律的严肃性，是不应该也不可能朝立夕改的，而法律解释的功能也已从单纯探求法律规定意旨扩展到进而对法律进行漏洞补充、价值补充等诸多方面，所以，在现行制度规定的基础上，借助立法解释或者司法解释来协调不安抗辩权与预期违约两种制度的运用，不失为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笔者认为，可以以认定不安抗辩权的标准来规定默示预期违约制度，吸收两种制度的精华，使之既具体又易操作。也就是说在合同法 “违约责任”中另辟条文，对默示预期违约作出专门规定，将“一方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行义务”纳入默示预期违约的适用范围，并使默示预期违约与不安抗辩权在救济方式上趋于相同或类似，形成互补。正如有的学者所认为的：“不安抗辩制度与后面不完整的预期违约制度相互补充，才能完整的发挥作用。”
二、举证责任要求过于严格问题
对于先履行方行使不安抗辩权前的举证责任问题，虽然我国《合同法》中的不安抗辩权制度是参照了大陆法系不安抗辩权及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制度的规定，但标准与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的要求是不同的。
在大陆法系国家，抗辩人只要证明对方的“财产显形减少”到令人以为将不能履行债务的证据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无须证明“财产显形减少”的直接原因；而在英美法系国家，也只要有“合理理由”认为对方将不能正常履约即可主张对方默示预期违约。由此可见，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对于财产状况恶化采用的是主观判断，举证责任较轻。然而，我国《合同法》第68条规定先履行方必须有“确切证据证明”对方有法律规定的四种情形时，才能主张行使不安抗辩权。可见，我国《合同法》使用了“确切证据”标准，而不能凭主观猜测。
笔者认为，在先履行方举证责任问题上，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实在是过于严格。因为，虽然说《合同法》采用“确切证据”的标准是为了防止不安抗辩权制度在实践中被滥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在当今这个充分保护各种信息资源的社会，要取得“确切证据”并非是件易事，况且说我国目前的法制环境还不完善，当事人一方要通过正规渠道掌握“确切证据”是相当困难的，极有可能会人为地带出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如通过非法手段获取对方的资产不良变动信息将涉及侵犯对方商业秘密问题等；同时，这种过于严格的举证责任，实质上是几乎等于剥夺了当事人行使不安抗辩权的机会，这明显有违设立不安抗辩权的初衷，严重扭曲了不安抗辩权制度创设之精神，损害了该制度价值功能的实现。
正如立法初衷，如果仅凭主观的猜测就可以行使不安抗辩权，的确容易造成先履行方滥用该项权利；但同时，如上所述，举证责任的过于严格也将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有鉴于此，笔者认为，可以在先履行方在具备基本证据的前提下，允许其向法院申请调查对方的资产负债、经营状况等方面的材料，把这一责任转交给法院，同时规定行使权利一方在负一定举证责任的同时，对方再负一定的反证责任。
三、法条用词的模糊性问题
以概念法学为基础建立的中国法律体系而言，无具体规定则会产生适用上的重大缺陷，是法律漏洞，往往会造成认定上的困难。而我国《合同法》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却恰恰忽视了这一点，在许多方面都无明确或具体的规定，有些甚至用极为模糊的词句代替，这使得在具体的司法实践中难以实际操作与认定。在此，笔者现就不安抗辩权条文中存在问题与缺陷以及解决途径阐述如下：
1、适当担保的确定问题。所谓担保，包括人的担保和物的担保两种，这应是无疑的。但对于“适当担保”的“适当”程度，法律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通常理解应为与债务“相当”、“足够”，但实际上“适当”不等于“足够”。这就给先履行方留下了可乘之机。先履行一方可以以担保不适当为名拒绝履行其本不愿履行的合同，从而造成后履行一方的损失。建议最高院在进行司法解释时，对此进一步的明确界定。
2、提供担保的期限的确定问题。我国《合同法》将之界定为“合理期限”，至于“合理期限”为何则无进一步界定。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合同法的立法精神和合同自由原则，并参考国外的有关立法例，宜采取司法解释确定与当事人约定相结合的办法，即由最高法院做出司法解释，对“合理期限”的最长期限进行规定（可以移植英美法的30天）；同时允许当事人自行约定“合理期限”的具体时间（对于当事人双方约定合理期限的，规定其上限可以不受30日的限制）。
3、关于提供担保后继续履行合同的期限，《合同法》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由于实践中，一方要求提供担保而另一方确实提供了充分的担保，这表明双方对实现合同目的存有较高的期望值。因而继续履行期限的确定，应以确保合同的实际履行为价值目标，将合同继续履行的履行期限交由双方当事人重新协商约定为佳。


（作者联系地址：浙江省湖州市莲花庄路3号 313000）


广东省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汕尾市招商引资“金钥匙保姆式”服务暂行办法的通知

汕府办〔2009〕71号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府直属有关单位：
　　市外经贸局关于《汕尾市招商引资“金钥匙保姆式”服务暂行办法》业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径向市外经贸局反映。

汕尾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二○○九年十月二十八日


汕尾市招商引资“金钥匙保姆式”
服务暂行办法

　　第一条 为转变政府职能，推进服务创新，进一步优化投资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金钥匙保姆式”服务，是指从市外新引进我市投资规模在1000万美元（含等额人民币）以上且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我市产业发展导向的生产性项目和旅游业（酒店除外）项目或以独立法人形式设立的投资产业支援性服务业项目、国家高新技术项目、世界500强境外企业投资项目和中国100强企业投资项目的重点项目，从前期投资准备，到审批办证、项目建设、生产经营，由市政府统一安排服务团队，调度有关部门、单位及人员为其提供全方位和全过程高效、优质的跟踪服务。

　　第三条 “金钥匙保姆式”服务内容包括：
　　（一）为投资者提供国家、省市有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招商引资项目信息、资源分布状况、投资营商成本以及优惠政策等方面的咨询服务。
　　（二）根据投资者需求，为其申请办理立项、设立审批、海关备案、税务、外汇、工商注册登记等各项相关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手续提供协助、代理和指导。
　　（三）改进服务方式，落实并联审批，全面推进服务承诺、限时办结，简化办事程序，提高行政服务效率。
　　（四）督促外经贸、工商、税务、质监、外汇管理等有关审批机关，及时办理相关证照。
　　（五）协调发改、外经贸、环保、国土资源、建设、规划、安全监管等有关部门解决投资建设项目核准、备案以及规划选址、土地征用、环境影响评价等事宜。
　　（六）敦促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公证处等中介机构及供水、供电、电信等行业服务单位，提供规范、优质、高效的服务。
　　（七）建立引资项目跟踪联系制度，帮助投资者解决公司（企业）发展和项目实施过程中的实际问题。
　　（八）引导企业用好用足国家和省市优惠政策，确保有关扶持措施落到实处。
　　（九）加强企业发展环境监测工作，及时受理行政效能投诉，依法维护企业和投资者合法权益。

　　第四条 成立“金钥匙保姆式”服务首席专家组，聘请离退休或退居二线的处级以上老干部担任具体项目首席专家（在职领导干部不能担任首席专家）。首席专家组是组织实施“金钥匙保姆式”服务的牵头机构，代表市委、市政府开展项目协调服务和指导工作。同时，赋予首席专家特有的部门协调调度权、行政审批服务督办权、效能责任追究建议权以及列席市委、市政府相关会议的权力。

　　第五条 建立健全汕尾市投资促进服务机构和人员设置，配合项目首席专家组组成“金钥匙保姆式”项目服务团队开展协调服务工作。“金钥匙保姆式”项目服务人员在开展保姆式服务过程中应注意形象，严格行为规范，杜绝出现“吃、拿、卡、要”等不良现象。

　　第六条 实行“金钥匙保姆式”项目服务团队包干负责制，坚持“诉求无门槛、服务无设卡、态度无不能”的服务宗旨，秉承“先利人、后利己，用心极致，让投资者满意加惊喜”的金钥匙服务理念，为企业和投资者解决从筹建到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需要协调政府部门、公共事业单位关系的实际困难和问题，打通关节，扫清障碍，使投资项目招得来、留得住、办得好。

　　第七条 推行首席代表责任制，各相关部门、单位一把手担任该部门、单位金钥匙保姆式服务的第一责任人，在其职能范围内承担责任，共同做好服务工作。

　　第八条 投资建设项目涉及办理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事项和其他服务事项，由首席专家组和投资促进服务机构统一安排“金钥匙保姆式”项目服务团队，明确主办窗口、协办窗口单位，由“金钥匙保姆式”项目服务团队和主办窗口单位负总责，协调开展“金钥匙保姆式”服务（具体服务流程见附件）。

　　第九条 建立健全“金钥匙保姆式”服务协调会议制度，定期或不定期组织有关部门、单位首席代表召开会议，通报“金钥匙保姆式”服务项目的开展情况，协调解决保姆式服务中存在的问题和困难，研究部署工作任务。

　　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等有关规定，追究责任单位和工作人员责任：
　　（一）办理政府的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事项，出现“只受理、不办理”的不作为现象的；
　　（二）对行政事业性收费，违反规定乱收费的；
　　（三）在办理行政许可、非行政许可事项或实施并联审批工作中，有关部门、单位不支持配合，导致审批事项未在法定时限内办结，影响投资项目实施的；
　　（四）其他引起投资者投诉反映违反有关规定并经查证情况属实的。

　　第十一条 列入金钥匙保姆式服务的项目，由市财政适当安排部分经费。对成功引荐“金钥匙”新办项目来我市投资并促成项目投产的国内外个人和组织（统称引荐人），以及“金钥匙”项目的服务团队给予奖励。具体奖励办法由市财政局商市外经贸局制订。

　　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